2020年第2期（总第82期）-衡水学院科研处

科研简报

2020年第2期（总第82期）

衡水学院科研处编印 2020年4月29日

【基金要闻】

●【科技日报】中英科学界联合声明：携手应对新冠肺炎疫情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召开2020年度项目评审工作动员部署会

【他山之石】

● 龚胜生：中国古代疫灾发生的规律与思考

● 李洪河：新中国国家卫生防疫机制的建立

● 张晋藩王斌通：古代抗疫举措中彰显的民族智慧

● 康中乾：中国传统哲学与中华民族精神

【基金要闻】

☆ 【科技日报】中英科学界联合声明：携手应对新冠肺炎疫情

鉴于科学技术在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疫情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以下简称自然科学基金委）同英国国家科研与创新署（UKRI）于12日发布联合声明，强调双方共同致力于加强全球科研合作，鼓励开放的信息交流和数据共享，为快速推进新冠肺炎诊断、治疗与防控提供科技保障和决策支撑，为全球科学防控和应对疫情助力。

自然科学基金委主任李静海院士表示：“在此关键时刻，我们需要全球协作应对这一共同挑战。自然科学基金委和英国国家科研与创新署的联合声明充分体现了双方建立在长期密切合作基础上的、值得信赖的战略伙伴关系。我们期待为两国科学界提供支持，携手为遏制新冠肺炎疫情做出贡献。”

英国商业、能源与产业战略部科学、研究与创新国务大臣阿曼达·索洛韦女士表示: “应对新冠病毒需要世界各国付出巨大努力，英国政府正在团结全球科学界，加快疫苗和治疗方法的研发。”

联合声明内容如下：

当前，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已引起全球广泛关注。新冠肺炎疫情是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需要国际社会携手应对。科学研究是抗疫斗争中不可或缺的一环，需要汇集全球科研力量，群策群力，共抗疫情。

在长期紧密合作所建立起的互信基础上，我们（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英国国家科研与创新署医学研究理事会）呼吁，并将动员、协调和整合资金共同支持两国科学界：

聚焦科学问题：科学认识新型冠状病毒，加强疾病防控与快速诊断，科学预测疫情发展，为战略研判疫情态势、采取有效防控手段提供科学依据。

普及科学知识：确保关于新型冠状病毒的数据和研究成果快速公开共享，指导公共卫生实践，稳定人心，为抗疫决策提供科学理性依据。

促进交流开放：积极开展国际学术交流，分享研究成果，为全球疫情研究与防控提供智慧源泉。

着眼长远发展：加强对流行病学、病毒学、应急管理等领域的国际合作研究，为一致应对人类共同挑战提供政策建议和根本保障。

我们相信，通过汇聚全球智慧与知识，科学将为疫情防治和人类共同健康的前进方向提出有效建议。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召开2020年度项目评审工作动员部署会

2020年4月22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以下简称自然科学基金委）召开科学基金项目评审工作动员部署会。党组书记、主任李静海出席并讲话，自然科学基金委领导班子成员和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科技部纪检监察组第四纪检监察室主任杨峰等同志出席会议，会议由自然科学基金委党组成员、秘书长韩宇主持，采取现场会议和视频会议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李静海主任在讲话中指出，努力构建“理念先进、制度规范、公正高效”的新时代科学基金治理体系是自然科学基金委当前阶段的重大政治任务。全体同志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特别是基础研究的重要论述，坚定不移落实科学基金系统性改革方案，团结协作、齐心协力完成各项改革任务，坚决杜绝形式主义。

李静海强调，科学性是根本，公正性是生命。全体同志要落实好“依靠专家、发扬民主、择优支持、公正合理”的评审原则，信守工作人员承诺，严防利益冲突。李静海要求，要坚守纪律底线，防范廉政风险，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体现科学基金人的政治责任和使命担当，发挥科学基金独特作用，为打赢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提供科技支撑，为建设世界科技强国作出应有贡献。

高瑞平副主任就2020年评审工作做了部署。她强调，要认真落实各项改革举措，积极优化评价机制，大力推进落实代表作制度，促进人才类项目“瘦身降温”，力戒“四唯”倾向，严守工作节点，高质量完成今年评审工作。

王承文副主任对党风廉政和作风学风建设提出明确要求。他强调，要继续对外发布“营造风清气正评审环境的公开信”，严格遵守“四方承诺”，加大宣传力度，坚决遏制“围会”、“打招呼”等现象，确保项目评审公平公正。

自然科学基金委全体工作人员（含流动编制工作人员和兼聘工作人员）共计620余人参加会议。

【他山之石】

☆ 龚胜生：中国古代疫灾发生的规律与思考

疫灾是急性、烈性传染病大规模流行所导致的灾害。它既可以是病毒、细菌等微生物引起的原生灾害，也可以是其他自然和人为灾害诱发的次生灾害。疫灾直接危害人类生命与健康，是必须重视和应对的一个重要灾害。

疫灾流行影响人类文明进程

生老病死，人生之常。自有人类以来，疫病就如影相随。在人类历史的舞台上，疫灾作为影响人类文明进程的重要因子，从来没有缺席过。一方面，疫灾单独发生或与其他灾害叠加，对人类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各方面产生巨大危害和破坏；另一方面，人类通过与疫灾的抗争并不断战胜疫灾，推动预防医学乃至整个社会的进步。

从中国历史看，疫灾流行对我国的人口、经济、政治、文化、宗教等各方面都产生过重大影响。疫灾流行时，“死者太半”“死者什七八”“死者不可胜数”等大批人口死亡的描述，史不绝书。疫灾之祸常不单行，多与水、旱、蝗、震、饥、兵等灾结伴而行。影响最为巨大的，莫过于疫灾与战争叠加形成的兵疫灾害。《老子》曰：“大兵之后，必有凶年。”从周武王克商后的“遘厉虐疾”，到三国初曹操兵败赤壁的大疫，从明末李自成农民军在北京遭遇的大疫，到清代洪秀全太平军在南京遭遇的大疫，都印证着“大兵之后，必有大疫”的事实。毋庸讳言，周幽王时期关中的大旱疫加速了西周王朝的灭亡，明朝末年的旱蝗饥疫加速了明王朝的覆灭。根据我们的研究，我国在先秦至清代（公元前770年至公元1911年）的2682年中，至少有224个兵疫交加之年，近三千年来，在北部农牧交错带、中部南北分界线、南部海陆交汇带形成了三个兵疫灾害密集带。

疫灾激发了中国预防医学和疫病防控的进步。比如，东汉末年的伤寒大流行，催生了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明代小冰河期瘟疫的频繁流行，造就了吴又可的《瘟疫论》；清晚期广东地区的鼠疫大流行，成就了吴宣崇、罗汝兰的《鼠疫约编》；清末东北地区的鼠疫大流行，促成了国家防疫机构的建立。如此等等。

中国近三千年来疫灾流行规律

中华民族是个善于总结的民族。人们在不断遭受疫灾痛苦的同时，也不断记录着疫灾以警示后人，形成了系统的疫灾记录，保存了长久的疫灾序列，留下了丰富的疫灾史料。经过20余年努力，我们广泛搜罗正史、方志、实录、档案、文集、医案、报纸、杂志、汇编等历史文献中的疫灾史料，编纂出版了5卷本280余万言的《中国三千年疫灾史料汇编》（齐鲁书社2019年版）。根据这些疫灾史料，我们对中国近三千年疫灾流行的时空规律进行了系列研究。

中国自古以农立国，农耕区人口稠密，疫灾易于流行。从朝代分布看，先秦两汉时期和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疫灾高峰期；隋唐五代时期疫灾相对稀少；北宋时期、南宋时期、元代、明代、清代、民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二个疫灾高峰期。从季节分布看，疫灾主要在夏、秋季节流行，春季次之，冬季最少。总体来看，过去近三千年来，疫灾流行的趋势是越来越频繁，先秦两汉时期约20年一流行，魏晋南北朝约5年一流行，北宋时期约3年一流行。应该指出，由于疫灾史料的“远略近详”，明清以来的疫灾频度有些偏高，但疫灾史料详略产生的误差不改变“宋代至民国时期疫灾越来越频繁”的结论。

疫灾具有密度依赖性和空间蔓延性，其空间分布既与人口密度密切相关，又与人口流动密切相关。历史时期，中国疫灾空间分布的总体特征有二：一是以爱辉腾冲线为界，东南半壁重于西北半壁；二是以秦岭淮河线为界，南方地区重于北方地区。中国疫灾空间分布的一般特点有五：一是人口稠密地区多于人口稀疏地区，疫灾重灾区域与人口稠密区域相吻合；二是交通沿线地区重于交通偏僻地区，疫灾多发带与交通干线相契合；三是城市地区重于乡村地区，都城周边地区为疫灾高发区；四是自然疫源地区为疫灾高发区，自然灾害频繁区也是疫灾多发区；五是炎热潮湿地区疫灾多于寒冷干燥地区。中国疫灾空间分布的变迁趋势有三：一是疫灾区域从黄河中下游地区向外逐渐扩展，疫灾重心由北向南迁移；二是疫灾区域拓展与区域土地开发基本同步，这是因为土地开发伴随着人口迁移和流动；三是疫灾流行强度随人类干扰自然程度加深而加强，城市化程度与疫灾流行强度呈正相关。

疫灾本质上属于生物灾害，实质上也是生态灾害；疫灾流行，既是与自然环境密切相关的自然生态现象，也是与人类活动密切相关的社会文化现象。综合起来，中国疫灾时空规律的形成机理主要有四：其一，自然地理环境对疫灾时空分异具有基础性影响。受气温、降水、海拔等自然环境要素的影响，疫灾流行倾向于低海拔地区、降水丰沛地区和气候热湿地区，而直接原因是这些地区人口密度高、人口流动性强。其二，自然与人为灾害对疫灾流行具有诱发作用。中国历史上绝大多数疫灾都是其他灾害诱发的次生灾害，旱疫、蝗疫、饥疫、兵疫是疫灾最常见的叠加形式，尤其是疫灾与战争，如影随形。其三，气候变迁趋势影响疫灾流行变迁趋势。寒冷期疫灾相对频繁，温暖期疫灾相对稀少，魏晋南北朝寒冷期与明清小冰河期都处于疫灾高峰期。其四，疫灾流行与土地开发有关，人类开发土地的步伐迈到哪里，疫灾就会跟随到哪里，因此，我国内地省份疫灾流行较早且多，边疆省份疫灾流行较晚且少。

历史疫灾研究的当代意义

“天灾流行，国家代有”，病原体与人类同进化，疫灾与人类相始终。即使到了今日，虽然许多古老疫病（如伤寒、天花、麻疹、白喉等）已得到有效控制，但新的疫病（如艾滋病、非典、埃博拉出血热、高致病性禽流感、中东呼吸综合征、新冠肺炎等）不断出现，疫灾流行的威胁并没有彻底消除。不仅如此，随着人类对自然干扰的深入和全球环境的变化，疫病传播的速度、途径、方式以及微生物的致病能力，也发生了许多新的复杂变化，甚至一些旧的传染病（如肺结核、血吸虫病、病毒性肝炎、恶性疟疾等）还有死灰复燃之势，防控疫病流行依然是当今社会提高人的生活质量，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和国家民族振兴的重大任务。开展历史疫灾研究，揭示历史疫灾的流行规律，探索疫灾的形成机理，对于当今重大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的防控，有着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凡民有丧，匍匐救之”，中国历代十分重视疫灾的救治，有“伐乱、伐疾、伐疫，武之顺也”之称。在现代细胞生物学和医学引入以前，中国古人由于没有弄清疫灾流行的真正原因，对疫情防控缺少有效方法，故而每当大疫之时，人心惶惶，谣诼纷飞，对社会稳定造成极大的冲击。开展历史疫灾研究，总结历史疫灾的应对经验，剖析历史疫灾的社会危害，对于增强民众的疫灾防范意识，强化政府的疫灾防控能力，维护疫灾冲击下的社会稳定，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随着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以及所研究的问题的复杂化和综合化，融合多学科研究手段与方法已成为当前科学研究的新趋势。因此，开展历史疫灾研究，追溯历史疫灾的时间过程，探究历史疫灾的空间分布，分析历史疫灾的社会影响，对于拓宽历史学的空间视野，拓展地理学的时间尺度，拓新灾害学的研究领域，对于促进历史学、地理学和灾害学的交叉融合，有着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

（作者：龚胜生，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国古代传染病流行地理规律与历史影响的综合研究”负责人、华中师范大学城市与环境科学学院教授）摘自：光明日报国家社科基金专刊

☆ 李洪河：新中国国家卫生防疫机制的建立

新中国成立初期，在面临经济、政治、军事等各方面严峻考验的同时，也面临着各种急慢性传染病、多发病、地方病流行和肆虐的严重挑战。当时威胁人民生命与健康的最主要的疫病，正如时任卫生部部长李德全所述：“天花、麻疹、斑疹伤寒、回归热、黑热病等几乎遍及全国”，它们造成每年30%的人口死亡，而其中半数以上是死于可以预防的传染病。

新中国初期的疫病流行，引起了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1949年10月察哈尔省察北专区鼠疫暴发和蔓延后，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召开紧急防疫会议，决定了各项紧急措置。毛泽东随后亲自向斯大林及苏联政府通报疫情，并电请苏联政府派遣防疫队来华协助防疫。1951年9月9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加强卫生防疫和医疗工作的指示中指出：“今后必须把卫生、防疫和一般医疗工作看作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极力发展这项工作。”1952年3月17日，毛泽东在关于华北疫病防治情况报告的批语中要求“全国各地普遍注意疫情，有疫者治疫，无疫者防疫”。1955年12月21日，毛泽东要求在起草的向上海局，各省委、自治区党委征询对“农业十七条”的意见的通知中提出，在七年内“基本上消灭若干种危害人民和牲畜最严重的疾病，例如血吸虫病、血丝虫病、鼠疫、脑炎、牛瘟、猪瘟等”。此外，毛泽东对北京卫生防疫工作、反细菌战工作以及除“四害”讲卫生工作等均作出过重要批示。

党和政府深入分析研究疫情发展趋势，在以预防为主的工作方针指导下，发布了大量的卫生工作指示及卫生防疫法规。例如，为加强对各地防疫工作的指导，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卫生部联合发出《关于预防霍乱的指示》等。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发出了《种痘暂行办法》《关于对血吸虫病防治工作的指示》《管理麻风应行注意事项的通报》《交通检疫暂行办法》等。1955年国务院批准颁发了《传染病管理办法》，把当时流行比较严重的各类急慢性传染病定为甲乙两类共计18种，依法进行管理。《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提出，“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基本上消灭危害人民最严重的疾病”，卫生防疫工作成为发展农业生产、保护农民身体健康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应对严重疫情和各类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过程中，党和政府探索形成了不少行之有效的做法，逐步建立了一套卫生防疫机制。

成立疾疫防控决策领导机构。1949年10月察北鼠疫暴发后，党中央、政务院迅速成立由政务院副总理董必武、北京市市长聂荣臻及中央宣传部、铁道部、卫生部、公安部等部门负责人参加的防疫委员会，统一组织和领导察北防疫工作。此后，陆续在华东、中南、西北、西南四个大行政区军政委员会和东北、华北人民政府设立了主管卫生工作的卫生部及各级卫生基层组织。为加强对“流行最严重，危害最剧烈，流行因素复杂，防治工作艰巨，涉及部门多、地区广的寄生虫病和地方病”的防治力度，党和政府还设立专门的防疫领导机构。1955年成立中共中央防治血吸虫病九人小组以及血吸虫病防治办公室，具体领导和指导各地血吸虫病防治工作；此后，中共中央又决定成立北方防治地方病领导小组，以“逐步消灭鼠疫及其它危害人民严重的疾病”。

建立卫生防疫队，支援并指导疫区具体防疫工作。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成立后，迅速组建了中央防疫总队，下设6个大队，共438名工作人员，经过一个短时期的政治学习和技术培训后，即前往河北省的宁河县、宝坻县，天津一带的潮白河施工区，皖北的泗县、泗洪、五河，苏北的淮阴、沭阳，平原的梁山、南旺二县重灾区，黄泛区的西华、扶沟、淮阳、尉氏等地，结合当地情形开展卫生防疫工作。截至1951年9月，全国各地卫生机关共派出从10余人到百余人不等的防疫队150支，深入各地基层，宣传和组织卫生防疫工作。

实行疫区封锁和国内交通管制。这主要是针对鼠疫、霍乱、天花等各种急性传染病所采取的疫区处理办法。其中最典型的是鼠疫疫区处理。1949年10月察北鼠疫疫情扩散和蔓延后，立即采取了疫区封锁、划定大小隔离圈的办法，迅速建立东起多伦西至化德（沿内蒙古与察北专区交界线）与沿外长城的两道防线，两防线之间地区为绝缘带严禁通行，封锁疫区、疫村、疫户，禁止人员外出，成效颇为显著。此后，东北、内蒙古等发生疾疫大规模暴发和流行的地区一般都根据疫情不同情况，采取相应的疫区封锁和交通管制办法，防止其迅速扩散、蔓延和流行。这一办法直至今天仍未过时。

建立疫情报告制度。在新中国成立前，东北解放区在鼠疫防控中就探索并实施了初步的疫情报告制度。该制度规定凡诊治病人的医务人员，检验、检疫、防疫人员，村屯的乡村医生和卫生员，均为法定疫情报告人，病人家属和干部、群众均有报告疫情的义务。县以上的疾疫防治专业机构要有专人负责疫情报告和统计工作。这就形成了一个将疫情通过街、屯（卫生组长、卫生员）→村（农村医生）→乡、镇、区（防疫医生）→县疾疫防治站→地、州疾疫防治站→省疾疫防治所（站）的报告程序。1951年东北人民政府卫生部防疫处鼠疫防治院特别制定了鼠疫疫情报告制度：当发现鼠疫患者、疑似患者或保菌鼠时，患者家属、邻人或闾组长，须于3小时以内报告给屯卫生员；街、村须于4小时内报告至区；区得到疫情后，应立即向市、县、旗报告，最长时间不得超过24小时；市、县、旗须立即向省报告，最长时间不得超过48小时；省、直辖市须即以电报或电话报告东北人民政府卫生部防疫处等。由于这一制度的建立及群众对鼠疫认识的提高，当年东北鼠疫发病1-2日报告的占51%～52％。这一制度后在1955年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公布的《传染病管理办法》中得以确认。

尤其重要的是，党和政府在卫生防病工作中坚持走群众路线，一切从群众利益出发，动员群众，依靠群众，形成了前所未有的群防群治的生动局面。从1950年2月开始，党和政府为了尽快改善卫生状况，发动全国军民联合开展了春季防疫运动，取得了很大成绩。1952年在毛泽东“动员起来，讲究卫生，减少疾病，提高健康水平”的号召下，全国军民把卫生防疫提高到移风易俗、改造国家的高度来认识，开展了群众性的爱国卫生运动。其后经过持续推动，全国各地卫生面貌焕然一新。

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新中国初步建立起了一套颇为成功的卫生防疫机制。在这一机制的有效运作下，各种急慢性传染病、寄生虫病及其他地方病等发生与蔓延的情况逐步降低甚而绝迹。其中，鼠疫发病病例在新中国成立前10年间为22.7万余人，1955年全国病例仅39人，用了短短的五年时间，就控制了鼠疫流行。天花在全国除少数边疆地区个别发生外，几近绝迹。其他一些传染病如斑疹伤寒、回归热、黑热病、钩虫病、血吸虫病等也得到了有效控制，全国城乡人口逐步上升，改变了近代以降中国人的卫生和文明形象，大大提升了中国人的身体及精神素质。

（作者：李洪河，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共产党领导卫生防疫事业的历史经验研究”负责人、河南师范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摘自：光明日报国家社科基金专刊

☆ 张晋藩王斌通：古代抗疫举措中彰显的民族智慧

古往今来，疫病一直与人类文明如影相随。我国古人很早就形成了对疫情的规律性认识。《黄帝内经·素问·本病论》称：“大风早举，时雨不降，湿令不化，民病温疫”。《周礼·天官冢宰》载：“四时皆有疠疾”。疫情横行之际，百姓深受其苦。然而，无论疫情如何肆虐，中华民族始终没有低头和退缩，而是奋起抗争，抵御住了一次又一次严重的灾疫侵袭，在疫情过后迅速复耕田地，繁衍人口，繁荣商贸，振兴经济。在几千年的发展进程中，中华民族以愈挫愈勇的坚韧、博大深邃的智慧，战胜了无数艰难险阻，这与历代不断完善的抗疫举措与制度建设密不可分。

历代法典均明确疫情为大事，将抗疫表现纳入职官考课

疫情关乎百姓安危，影响国家税赋收入，因此，历代在立法时都将疫情奏报列为国之大事，要求地方官据实上报，各地驿站不得拒绝和延误。唐令规定，呈报疫情的官文书须遵循“小事五日程，中事十日程，大事二十日程”的期限，延误者处罚。《唐律疏议·职制律》规定：“诸驿使稽程者，一日杖八十，二日加一等，罪止徒二年。”《大明律·吏律·公式》“事应奏不奏”条规定：“若军务、钱粮、选法、制度、刑名、死罪、灾异及事应奏而不奏者，杖八十。”法律同时要求地方官详细勘验疫情致损情况，杜绝瞒报漏报，以确保朝廷准确掌握受灾情况。《大明律·户律·田宅》“检踏灾伤田粮”条规定地方官对一应灾伤田粮，应亲诣田所用心勘察，如故意隐瞒，通同作弊，须负相应刑责。

为督励各级官员全力抗疫，朝廷不仅派遣监察御史等钦差巡视、指导，而且将地方官的抗疫表现列入考课。对于因私废公、借机虐民、慵懒畏避的恶吏，一律依法严惩；对于奉公守法、廉能昭著、舍身救民的贤吏，则及时褒扬，以示奖优汰劣，赏罚分明。法律特别注重对上官的考课，只有上官勇于任事，居下位者才不敢疏忽。明景泰五年（1454年），右都御史李实巡抚湖广期间擅作威福，对人民饥疫救治不力，上疏自责，被朝廷撤换。这一严治上官的举措，使地方震动，纪纲为之一振。

历代法典还载有专条，打击谣言，稳定人心。《大明律》《大清律例》均设有“禁止巫师邪术”条和“造妖书妖言”条，明确了对制造及传播妖术、谣言等行为的刑事制裁，尤其规定，利用“谶纬、妖书、妖言”惑乱人心者，处以死刑。

官府和民间协力抗疫，共克时艰

除了法典规定，皇帝在疫情暴发时，也严令各级官吏施行仁政，安抚民生。明天顺元年（1457年），英宗颁布《宽恤事宜》，专门强调赈恤百姓和收葬遗尸：“水旱灾伤去处，如遇饥民缺食，有司加意抚恤赈济，逃民招抚复业，免其粮差三年，及各处地方有因饥疫身死，无人收葬者，所在军民有司，即与掩埋，毋使暴露。”在法律的严格要求和朝廷的三令五申下，地方官一般都能积极抗疫，实施开仓济民、差医治疗、建立义冢、收养遗孤等一系列措施。为帮助百姓恢复生产生活，地方官在大疫之后，多立足本地实际，向朝廷奏请免除或缓征税赋。

在抗疫过程中，各地的士绅乡贤也尽力给予协助。清乾隆帝曾谕群臣：“从来救荒无奇策，富户能出资赈粜，足以助官赈之所不及，于闾阎殊有裨益。”士绅乡贤在购置治疫药材、施粥接济百姓、收埋尸骨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不仅极大地提高了疫情的防治效率，而且弥补了地方官府抗疫力量的短缺和救治能力的不足。正因为官府抗疫与民间自救密切配合，才最大限度减少了百姓的生命财产损失，受疫情影响的社会秩序也得以尽快恢复。

加强疫情预防的制度建设，总结经验，防患未然

经过长时间的抗争和对疫情的深入了解，历代除了在疫情暴发时组织力量，积极应对，也注意通过医药管理、医书刊印、仓储设置、司法审判等制度建设，加强疫情预防，形成一整套防治结合、多措并举的疫情治理方式。

秦汉以后，中央陆续建立太医署、太医局、太医院、尚药局等医疗卫生与医药管理机构，遇地方疾疫流行，遣医官分而治之。西晋出现了专门性的医疗及医药管理法规《医药疾病令》，至唐代，形成更为明确具体的《医疾令》，无论医官、医士的培养、选拔、考试、差派、考核、升赏，还是医药的采购、存储等，均有详细规定。明代颁布惠民药局之令，在各府州县遍设惠民药局，拨付公帑购置药材，每逢疫情暴发，凡军民之贫而病者，皆由医官治疗并发给药物；还在各地开办医学，培养医生。清代承袭明制，普遍建立地方药局，选择良医，尽心救治病患，全力保全民命。

为了普及医药知识，提升医疗水平，国家统一审核、收集和刊印医药书籍。北宋嘉祐二年（1057年），仁宗下诏设立校正医书局，委任专官，集合名医，对历代流传下来的医药书籍进行集中整理，《伤寒论》《金匮要略》《千金要方》等医书都得到认真校勘并颁行全国。明嘉靖时，世宗为帮助百姓抵御疫病侵袭，还亲自制定、检验《济疫小饮子方》，下令礼部刊印。

明清各府州县遵照朝廷政令广设预备仓、常平仓，储藏粮米，遇年荒赈贷百姓，逢灾疫救济民生。清代还于乡村、市镇广设社仓、义仓，使仓储备荒防疫体系进一步完善。皇帝非常重视发挥仓储在抗灾防疫中的作用，明太祖曾下谕：“天下预备仓廪正为荒歉而设，即遣人与县官、耆民，照户给之，务使饥民切霑其利。”康熙帝也说：“救荒之道，以速为贵。倘赈济稍缓，迟误时日，则流离死丧者必多。虽有赈贷，亦无济矣。朕每闻水旱灾伤，即遣官动支正项钱粮赈济，以此故也。”

鉴于罪囚久系狱中，在酷暑时节容易感染疫病，明清还实行热审之制，避免狱中疫情肆虐。每年孟夏，刑部、大理寺、都察院等官审录罪囚，徒、流以下，减等发落。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神宗下诏：“寄监人犯暑月易生疾疫，每夏四月，比照热审事例清查释放。”邱濬在《大学衍义补》中说：“孟夏之月天气始炎，将驯至于大暑也，恐罪人之系于囹圄者气相郁蒸，或致疾疫，故于是时也，于刑之薄者即结断之，不使久系；罪之小者即遣决之，不使收系；系之轻者即纵出之，不使复系。”

几千年来，中华民族以丰富的智慧、坚强的意志，一次次战胜了疫情。今天，相信我们能够再一次经受住锤炼和考验，取得这场艰苦卓绝的抗疫斗争的最终胜利。

（作者：张晋藩、王斌通，分别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项目“创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体系研究”首席专家、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中国政法大学博士生）摘自：光明日报国家社科基金专刊

☆ 康中乾：中国传统哲学与中华民族精神

中华民族是一个历史悠久、历久弥新的文明的民族，之所以能生生不息、血脉相续地延续至今，与极具凝聚力、向心力、范导性、引领性的中华民族精神内在相关。譬如，中华民族自强不信、厚德载物，和谐互助、团结奋进，乐天达观、共克时艰等观念和精神，在时下的抗击疫情斗争中就有充分表现。

民族文化孕育民族精神

从根源上讲，民族精神属于民族文化。中华文化的活水源头是先秦诸子，先秦诸子思想对中华民族精神的孕育、形成有极为重要的作用。比如说，民为邦本、天下为公、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浩然正气、成仁取义、和而不同、执两用中、孝悌忠信、重义轻利等思想和精神就与儒家思想密切相关；“见素抱朴”的尚朴精神、“上善若水”的谦下精神、“勤而行之”的实践理性精神、“和光同尘”的韬晦精神、“无为而治”的治世精神、“至人无己”的逍遥精神等就与道家思想密不可分。还有墨、名、法、兵、阴阳等各家各派，对中华民族精神的形成、哺育都有重要作用。

民族精神属民族文化，而文化的核心和灵魂是哲学思想。一个有文化的民族，其民族精神是该民族文明内涵、文明程度的集中体现，而这种民族精神赖以滋生的根基是该民族的本体思想。一个民族倘若没有自己的思想理论，就失去了精神和灵魂，就像一座徒有华丽外表而没有神灵的空庙一样，就不能是一个文明、进步和有长久生命力的民族。

中国传统哲学思想蕴含民族精神内核

中国传统哲学的实质内容和有生命力的精神是什么？这至今仍是一个需要认真研究和正定、厘清的问题。总体而言，从先秦诸子到宋明理学的中国传统哲学与西方传统哲学在哲学性质、思维方式、话语体系诸方面有质的不同。西方传统哲学是理性、逻辑的思维方式和对象性、概念化的形上体系或本体理论。中国传统哲学则不然，它是悟性的、情境反思的思维方式和当场生成、当场显现着的活的情境式的形上体系或本体理论。如果说西方传统哲学追求的是被提离开了事情自身的、以概念形式确立和表现的本原、本体的话，那么中国传统哲学所追求、捕捉的则是活在事情本身中的、当场构成着和显现着的本原、本体。中国传统哲学形上本体思想与西方现代哲学现象学、存在论的思想理路“暗通款曲”。

比如说孔子的“仁”思想。“仁”是什么？当然可以当作一个概念来对待。但作为概念的“仁”只是人理性上、思想上的一个对象、一个观念，这种东西其实是死的。《论语》中“仁”有109处，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仁”都与人的生活经历、生活情境相关、相通。譬如在《论语·阳货》中，当孔子说宰予“不仁也”时，正是从基于人的血缘根基的子女对父母的亲情感而言的。这种亲情感不是被提离开当场情境的一个概念，而是当场生成着的活生生的情境、境域，当一个人有了对父母的爱这种观念、念头时，就当场、当下在言行举止中表现、体现了出来，就如好好色、恶恶臭那样地付诸行为表现中，绝不是一个思想上、理性上的观念、概念规定。当孔子说“祭如在，祭神如神在”时，也是此种活灵活现的境域、情境。《说文》说“仁，亲也，从人二”。说的就是“仁”的情境、境域性的亲情、情感性的实质。

还有老庄的“道”，也是境域、情境性的存在，不是人思想上的那种死概念。《老子》第一章说“道可道，非常道”。这就明确指出，若将“道”道说出来，就成了人思想上、理性上的一个对象，就成了概念，就不是那种存在于事情本身的活生生的道了。所以《老子》第二十一章说“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这就说得很明确，“道”是恍恍惚惚、惚惚恍恍的存在，这就是并只能是境域、情境。庄子那种“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文风，所用的那种“重言”“寓言”“卮言”的表意方式，都与“道”的情境性、境域性息息相关。

在中国传统哲学中，不仅孔子的“仁”、老庄的“道”，还有孟子的“心”、郭象的“独化”、禅宗的“自心”“自性”、陆王的“心”等均是情境性的本原、本体。这种形上本体原本就与事情本身活生生地相即相生着。

正是这种活的、情境性的形上本原、本体，深刻地成就了中华民族精神的“实践理性”的性质和特色。中华民族精神的特质不是那种理论理性的思和辨，而是体现、表现、凸显、融贯在人的点点滴滴的行为和方方面面的生活中的行和做，是知与行的一体同在。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天人合一、与天地参等民族气质和精神，正是哲学思想的生动表现。

民族语言：民族精神的外在表达

作为民族文化系统，民族精神不仅要深刻地体现、表现在民族生活中，还要体现、展现在民族思维和民族语言中。有深厚中国传统哲学底蕴的中华民族精神，不仅以“实践理性”的“知行合一”的特质和方式体现、表现了境域性的形上本体，而且以“让语言自己说话”的“道言”思维方式和方法来予以表达。所以，中国的汉字和汉语同样是中华民族精神的表现。

中国传统哲学在先秦这一源头处就避免了使用那种概念化的语言，而用的是让语言自己说话的“道言”方式。譬如：孔子有“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说。怎么理解“君君”等之谓？流行的解释是把“君君”仍作为一个“君”来看待，即君就是个君或曰要像个君。其实这样理解并不确切。这里的“君君”实际上是“君—君”，在这两个“君”字中，有一个是名词，即君主、君王；另一个则作动词，即正在君临天下、正在做着一个君主所要做的事情。这两个“君”字中哪一个是名词或动词呢？两个“君”均可，若第一个是名词，第二个是动词，这是说所谓君主就是正在君临天下的那个人；若反之，则是说一个正在君临天下的人就是或才是真的君主。很明显，这就是让语言自己说话，而不是像人解释“君”字那样替它说话，替它说三道四地道说一番。人替语言说的弊端，就在于会把这个语言弄成一个光秃秃的对象，还可能会把这个语言说错。而让语言自己说话就是语言自身的当场开显、显现，这表达、传递的难道不正是那种活在当场的生成着、构成着的形上本体吗？不仅孔子的“君君”之谓是让语言自己说话的“道言”法，老子那种“玄之又玄”的“玄玄”、“损之又损”的“损损”法，庄子的“重言”“寓言”“卮言”的“三言”法，郭象“遣之又遣之”的“双遣”法，僧肇“默耀韬光，虚心玄鉴”的“般若无知”的思想和方法，还有禅宗的诸多“公案”，王阳明的“知行合一”之说，都是中国传统哲学中让语言自己说话的思想和方法。这种思想、方法是与中国传统哲学情境性的本体思想相通的，正是这一思维方式和表达方法，表现和成就了中国传统哲学的情境本体思想。

如果具象来说，中国传统哲学中何以让语言自己说话？一句话，这与中国的汉字有深层关系。汉字是世界范围内独一无二的方块文字，是一种象形字，同时能传达两个信息，即有两个信息量，这就是汉字的形和声。而汉字以外的许多文字均是拼音字，只有声音这一个信息量。还有，其他的拼音文字在构型上均是一维的线性结构（宽度在这里失去了意义）。而汉字是二维的平面结构，可直接表意，而汉字以外的拼音文字则要人来赋意。正是中国这种非常古老厚实的象形化的汉字，深层地孕育、培育、陶冶了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

（作者：康中乾，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传统哲学与中华民族精神研究”负责人、陕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摘自：中国社会科学报国家社科基金专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