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 研 简 报
2020年第3期（总第83期）
衡水学院科研处编印 2020年6月29日
目 录：
【基金要闻】
● 【中国青年报客户端】自然科学基金委确立系统性改革方案
● 【光明日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将推进系统性改革
● 【科技日报】我国将加快构建新时代科学基金治理体系
● 【新华网】2019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共接收各类项目申请25万余项 比上年增幅11.25%
【他山之石】
● 杨光斌：扎根于中国大地的历史政治学
● 洪银兴：坚持问题导向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 韩震：探索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哲学理论体系
● 王思明：国家形象亮丽标识中华文明重要支撑
【基金要闻】
☆ 【中国青年报客户端】自然科学基金委确立系统性改革方案
中国青年报客户端北京6月11日电（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张茜）今天，第八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以下简称自然科学基金委）第三次全体委员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总结过去一年和今年以来的工作，审议了科学基金系统性改革方案。
会上，自然科学基金委党组书记、主任李静海作了题为《深化科学基金改革推动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的工作报告。他指出，在党中央、国务院坚强领导和科技部统筹管理下，自然科学基金委2019年各项工作取得新进展。坚持党建引领，系统推进深化改革；持续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加强作风学风建设；坚持需求导向和原创导向，加快部署关键重点领域；落实中央人才工作部署，加大优秀人才培养力度；深化联合基金管理改革，建立多元投入机制；拓展国际（地区）合作网络；推进中长期发展规划战略研究，主动对接国家科技规划；积极进行改革试点，优化项目和资金管理，在“杰青”中试点项目经费使用“包干制”,开展“优青”“创新研究群体”“海外港澳学者”三类人才项目提高间接费用占比试点，调整限项要求，优化项目申请。
李静海强调，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自然科学基金委先后以专项项目、重大项目等形式组织科研人员聚焦疫情防控中的关键科学问题开展研究。调整2020年项目申请与结题时间安排，实施项目申请和结题材料在提交阶段的无纸化，支持广大科研人员更好投入疫情防控工作，与英国国家科研创新署、德国研究联合会等发表联合声明，与德国研究联合会、韩国国家研究基金会、瑞典研究理事会、金砖五国等以双多边方式联合资助新型冠状病毒相关研究。
李静海指出，自然科学基金委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础研究的重要论述和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基础研究的决策部署，推进深化改革，确立了系统性改革方案。改革的目标是构建理念先进、制度规范、公正高效的新时代科学基金治理体系。改革的核心任务是明确资助导向、完善评审机制、优化学科布局，改革的重要举措包括加强三个建设（党建和党风廉政建设、学风和科研诚信与伦理建设、组织机构和队伍建设），完善六个机制（面向国家重大需求的科学问题凝练机制、面向世界科学前沿的科学问题凝练机制、重大类型项目立项机制、促进成果应用贯通机制、学科交叉融合机制、多元投入机制），强化两个重点（原创探索计划、人才资助体系升级计划），优化七方面资助管理（明确各层次优先领域、系统深化国际合作、持续完善规章制度、持续改进项目管理、持续规范资金管理、持续开展绩效评价、加强依托单位管理）。
李静海强调，2020年是全面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之年，是“十三五”收官之年和中长期及“十四五”谋篇布局之年。自然科学基金委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精神，坚持稳中求进总基调，抢抓科研范式转变机遇，持续推进深化改革重点任务落实，加快构建新时代科学基金治理体系，推进治理能力现代化，更好发挥科学基金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的独特作用，为建设世界科技强国作出新贡献。
☆ 【光明日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将推进系统性改革
本报北京6月11日电 记者杨舒从11日召开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以下简称自然科学基金委）八届三次全委会获悉，会议审议通过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深化改革方案》，自然科学基金委将推进系统性改革。
自然科学基金委党组书记、主任李静海在工作报告中介绍，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自然科学基金委先后以专项项目、重大项目等形式，组织科研人员聚焦疫情防控中的关键科学问题开展研究，调整2020年项目申请与结题时间安排，实施项目申请和结题材料在提交阶段无纸化。同时，与英国国家科研创新署、德国研究联合会等发表联合声明，与德国研究联合会、韩国国家研究基金会、瑞典研究理事会、金砖五国等以双多边方式联合资助新型冠状病毒相关研究。在资助强度方面，2020年科学基金拟安排资助计划约295亿元（含联合资助方经费），预计间接费用约56亿元，合计总资助经费约351亿元。截至5月20日，已收到26.97万项申请，比2019年同期增加12.03%。目前正在紧张有序地开展评审。
李静海指出，自然科学基金委将推进深化改革，确立了系统性改革方案。改革的目标是构建理念先进、制度规范、公正高效的新时代科学基金治理体系。改革的核心任务是明确资助导向、完善评审机制、优化学科布局。改革的重要举措包括加强三个建设、完善六个机制、强化两个重点以及优化七方面资助管理。三个建设是党建和党风廉政建设、学风和科研诚信与伦理建设、组织机构和队伍建设；六个机制是面向国家重大需求的科学问题凝练机制、面向世界科学前沿的科学问题凝练机制、重大类型项目立项机制、促进成果应用贯通机制、学科交叉融合机制、多元投入机制；两个重点是原创探索计划和人才资助体系升级计划；七方面资助管理是明确各层次优先领域、系统深化国际合作、持续完善规章制度、持续改进项目管理、持续规范资金管理、持续开展绩效评价、加强依托单位管理。
李静海强调，2020年自然科学基金委要抢抓科研范式转变机遇，持续推进深化改革重点任务落实，加快构建新时代科学基金治理体系，推进治理能力现代化，更好发挥科学基金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的独特作用，为建设世界科技强国作出新贡献。
☆ 【科技日报】我国将加快构建新时代科学基金治理体系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以下简称自然科学基金委）党组书记、主任李静海在11日召开的自然科学基金委八届三次会议上强调，坚持稳中求进总基调，抢抓科研范式转变机遇，持续推进深化改革重点任务落实，加快构建新时代科学基金治理体系，推进治理能力现代化，更好发挥科学基金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的独特作用，为建设世界科技强国作出新贡献。
李静海作题为《深化科学基金改革 推动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的工作报告。他指出，在党中央、国务院坚强领导和科技部统筹管理下，自然科学基金委2019年各项工作取得新进展。坚持党建引领，系统推进深化改革；持续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加强作风学风建设；坚持需求导向和原创导向，加快部署关键重点领域；落实中央人才工作部署，加大优秀人才培养力度；深化联合基金管理改革，建立多元投入机制；拓展国际（地区）合作网络；推进中长期发展规划战略研究，主动对接国家科技规划；积极进行改革试点，优化项目和资金管理，在“杰青”中试点项目经费使用“包干制”,开展“优青”“创新研究群体”“海外港澳学者”三类人才项目提高间接费用占比试点，调整限项要求，优化项目申请。
李静海强调，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自然科学基金委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重要指示精神，根据立足解决科学问题、兼顾应急与长远、避免重复资助的原则，先后以专项项目、重大项目等形式组织科研人员聚焦疫情防控中的关键科学问题开展研究。调整2020年项目申请与结题时间安排，实施项目申请和结题材料在提交阶段的无纸化，支持广大科研人员更好投入疫情防控工作。与英国国家科研创新署、德国研究联合会等发表联合声明，与德国研究联合会、韩国国家研究基金会、瑞典研究理事会、金砖五国等以双多边方式联合资助新型冠状病毒相关研究。
李静海指出，自然科学基金委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础研究的重要论述和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基础研究的决策部署，推进深化改革，确立了系统性改革方案。改革的目标是构建理念先进、制度规范、公正高效的新时代科学基金治理体系。改革的核心任务是明确资助导向、完善评审机制、优化学科布局，改革的重要举措包括加强三个建设，即党建和党风廉政建设、学风和科研诚信与伦理建设、组织机构和队伍建设，完善六个机制即面向国家重大需求的科学问题凝练机制、面向世界科学前沿的科学问题凝练机制、重大类型项目立项机制、促进成果应用贯通机制、学科交叉融合机制、多元投入机制，强化两个重点即原创探索计划、人才资助体系升级计划，优化七方面资助管理，包括明确各层次优先领域、系统深化国际合作、持续完善规章制度、持续改进项目管理、持续规范资金管理、持续开展绩效评价、加强依托单位管理。
第五届监督委员会主任陈宜瑜表示，2020年，监委会将进一步加强党对监督工作的领导，认真落实巡视审计整改任务要求，加强对科研失信行为的联合惩戒，进一步压实依托单位主体责任，完善顶层设计，加快构建“教育、激励、规范、监督、惩戒”一体化的科学基金科研诚信建设体系，为科学基金深化改革、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保障和支撑。
会议审议通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深化改革方案》。据介绍，2019年度，自然科学基金委共接收2378个依托单位提交的各类项目申请250703项，比上年的225352项增加25351项。2020年科学基金拟安排资助计划约295亿元（含联合资助方经费），预计间接费用约56亿元，合计总资助经费约351亿元。截至5月20日，已收到26.97万项申请，比2019年同期增加12.03%。
☆ 【新华网】2019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共接收各类项目申请25万余项 比上年增幅11.25%
新华社北京6月12日电（记者胡喆）记者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获悉，2019年度，自然科学基金委共接收2378个依托单位提交的各类项目申请250703项，比上年225352项增加25351项，增幅11.25%。
据介绍，自然科学基金委严格遵循科学基金评审原则和程序，加强资助工作各环节的组织协调，择优资助了1469个依托单位的各类项目45192项，资助直接费用（含联合资助方经费）280.81亿元，资助间接费用49.36亿元（涉及1454个依托单位），圆满完成2019年度资助计划任务。
2020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拟安排资助计划约295亿元（含联合资助方经费），预计间接费用约56亿元，合计总资助经费约351亿元。截至5月20日，已收到26.97万项申请，比2019年同期增加12.03%，目前正在紧张有序开展评审。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自然科学基金委根据立足解决科学问题、兼顾应急与长远、避免重复资助的原则，先后以专项项目、重大项目等形式组织科研人员聚焦疫情防控中的关键科学问题开展研究，同时调整2020年项目申请与结题时间安排，实施项目申请和结题材料在提交阶段的无纸化，支持广大科研人员更好投入疫情防控工作。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改革备受关注，6月11日召开的第八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第三次全体委员会议审议通过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深化改革方案》。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李静海表示，改革的目标是构建理念先进、制度规范、公正高效的新时代科学基金治理体系，改革的核心任务是明确资助导向、完善评审机制、优化学科布局，更好发挥科学基金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的独特作用，为建设世界科技强国做出新贡献。
【他山之石】
☆ 杨光斌：扎根于中国大地的历史政治学
政治学是时代的产物。中国自古有丰富的政治思想但无近代意义上的政治学科，因此百年来传入中国的有欧洲制度主义政治学和美国个体权利政治学等。客观地说，这些外源性学说的流行在某种程度上契合了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情势，但并不能回答、更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基于理性人假设的政治学不但不能解决问题，还是问题的根源。“西方模式”危机证明了“历史终结论”的终结，西方政治学也随之陷于困境，迷失了方向。与此同时，中国政治发展道路在动荡不安的世界政治中格外引人注目，而这显然不是既有的西方政治学所能解释的。具有悠久历史文化、处于伟大复兴进程中的中国，最有资格拥有自己的政治学。
作为一种新的政治学研究路径，历史政治学致力于建设具有中国自主性的政治解释框架和话语体系。有学者认为：“历史政治学的产生不是一时兴起，更不是心血来潮，而是中国政治与政治学发展的内在需要。其深刻背景在于当今中国政治发展远远超出既有的政治学的全部想象和知识体系，需要借助历史政治学的发展。它不是简单的因人而起，而是这个时代的需要。”
那么，什么是历史政治学？历史学和政治学都是古老的学问，二者的事实性组合也有悠久的历史，但是学科意义上的“历史政治学”是一个新概念新范畴。在一般意义上，历史政治学就是以政治学视野去研究历史，在历史研究的发现中去丰富和发展政治学。具体而言，在认识论上，历史政治学研究政治问题的情景论；在方法论上，重视问题的时间性和时间进程，即事件发生的时序以及在时间进程意义上的过去——现在——未来的历史连续性；在本体论上，“历史”在历史政治学那里不仅仅是观念，而是具有本体论意义的存在，研究这个“存在”、研究过去与现在的直接关联性并从中提出解释性概念或理论，是实存性与实证性的统一。
历史政治学能够进一步解释政治生活中一些习以为常的重大问题，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各国治理模式的历史文明基因。比如当代中国与中华文明之间的关系。百年来中国的政治形态与社会形态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是历史的血脉和基因并未因此而隔断，历次的制度变化依然没有割断5000年文明史。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我国今天的国家治理体系，是在我国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再比如，改革开放前后的关系，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前后是连续、统一的。在历史政治学的研究视阈中，不仅要看到改革开放前后历史的连续性，更要认识到改革开放前的制度安排是改革开放后制度变迁的基本框架和方向，改革开放后的制度变迁强化了改革开放前建立起来的制度结构与基本制度。
历史政治学不但能够为国家治理提供独特视角，还是发展政治理论的重要路径。作为社会科学基础学科的政治学学科以及政治理论，自然应该是“历史——实践——理论”三位一体的研究，或者说政治学的知识理论应该来自历史研究、实践研究和理论研究。政治理论中的国家理论、政体（民主）理论、政府理论和政党理论几乎都是特定国家特定历史经验的产物。比如，流行的国家概念就是马克斯·韦伯基于16世纪以来欧洲宗教政体向民族国家转型的历史经验而总结出来的，即所谓的在特定疆域内的暴力垄断机器。这是描述封建制的分散化权力向主权国家转变的历史经验，而且是所谓的“民族国家”即一族一国的历史经验。这样的概念既不能解释当今世界很多国家的多民族现象，也不能解释作为国家前提的国民认同问题，还不能解释很多国家的无效治理问题。再比如，流行的西式民主即自由主义民主理论，讲的是个人权利、法治、代议制和多党竞争，这些与西方文明的关键因素高度重叠，因此完全可以说自由主义民主是西方文明的政治表述。鉴于此，当西方人讲到政府作用时，必然是作为“小政府”的“有限政府”，强调的是去政府化的个人权利和社会作用；相应地，政党也只不过是革命之后代议制的产物，是议会中的一个政治社会利益集团。
然而，在中国被视作“理论政治学”的这些概念和理论，对西方而言却属于“历史政治学”的范畴。国家概念、民主理论、政府理论和政党理论，无不来自西方国家的历史与实践；但是，对于中国和很多非西方国家来说却是非历史性的，甚至与这些国家的历史经验存在巨大张力乃至冲突性关系。这就是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国家接受现代性概念诸如民族国家、政党、民主，但各自在实践中所展现的国家治理却有着天壤之别。其中的内在逻辑就在于，这些流行的概念或表达出的制度形式脱离了很多国家的历史文化和基本国情。
这意味着，建设自主性政治学或中国特色政治学必须回到中国历史，在研究历史中发现和提炼政治学的概念和理论。中国历史有其独特属性，那就是政治史属性。钱穆先生曾指出，“中国历史自有其与其他国家民族之不同之特殊性，而最显见者却在政治上。”因此，很多中国人习惯以历史的思维去看待问题，这也是历史政治学深受学者关注的一个重要原因。
能够连续性存在几千年的政治文明体，自然蕴含着政治学理论的宝贵资源，是发掘历史政治学的富矿，但中国历史上的丰富政治思想和政治实践未能被系统表述为学科化、概念化的政治学理论。未来，需要结合中国政治史或比较历史重新界定相关概念，推进政治学的方法论研究，这应该是中国政治学的努力方向。
（作者：杨光斌，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制度变迁理论研究”负责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系教授）摘自：光明日报国家社科基金专刊
☆ 洪银兴：坚持问题导向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坚持问题导向是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点。以问题导向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意味着不仅要从实际出发，还要回到现实，解决实际问题。这是理论创新的源和本。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坚持问题导向，需要明确克服两种倾向。一方面，摆脱先验论倾向。由先验的理论出发求证先验的理论，只能形成脱离实际的教条，无法解释现实的经济问题。第二，克服简单套用西方模型的研究倾向。一些学者在西方经济学的框架下，采用西方经济学范式和通用的数学模型，简单套入中国数据进行研究、发表论文，这种依据数学模型的抽象分析，没有从中国现实经济问题出发，难以形成科学客观的研究成果，更谈不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不排斥模型分析方法，但不能简单套用西方模型解释中国问题，需要以中国重大改革和发展问题为导向进行理论创新。
问题导向同理论创新密切相关。问题是创新的起点，也是创新的动力源。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来说，起导向作用的问题是什么？是时代问题。只有聆听时代的声音，回应时代的呼唤，认真研究解决所处时代重大而紧迫的问题，才能推动理论创新。应重点关注以下几个问题：
解放、发展、保护生产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分析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范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要涵盖生产力，这体现着目标导向。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提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任务是要“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当前，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还没有达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水平，如果政治经济学研究不关注生产力，会使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范围和领域越来越窄，对中国经济的解释能力及指导作用越来越小，难以科学地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程。政治经济学如何研究生产力？邓小平同志指出，要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牢固树立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理念。”可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对生产力的研究应有三个层次的内容：一是解放生产力，涉及的是促进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调整和经济体制的改革；二是发展生产力，涉及的是生产力各种要素的动员和协同作用；三是保护生产力，涉及的是生态环境的保护和改善。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就是要建立解放、发展和保护生产力的系统化的经济学说。
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每个时期的政治经济学都有其鲜明的时代特征，这与各个时期的理论需要相关。社会主要矛盾涉及生产力水平与社会需要之间的矛盾。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党对党的八大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提法作了进一步概括，提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因此当时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社会生产力以改变社会生产的落后状态。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美好生活需要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与此同时，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得到满足的制约因素是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因此发展生产力的着力点是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涉及发展的质量、效率和结构等方面。
经济高质量发展。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济发展水平由低收入阶段转到上中等收入阶段。经过多年的高速增长，潜在的增长要素已经得到了充分释放，主要表现为：农村剩余劳动力支持的低成本劳动力供给明显减少；支持高投资、高储蓄的人口红利明显减少，物质要素供给的不可持续问题越来越突出，能源、资源、环境的瓶颈约束正在制约经济增长。发展难题也由此凸显：传统的依靠资源投入的发展动力衰减，资源环境供给紧张，经济结构失衡，开放的质量不高，收入差距扩大导致人民对经济发展的获得感不足。在此背景下，经济发展就要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相关的重大政治经济学理论问题就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高质量发展问题，既涉及制度创新，又涉及运行和发展等方面的理论创新。
坚持问题导向，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必须解释现实，对现实问题进行理论分析。
第一，研究现存的多种生产关系。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社会时，面对多种生产关系存在，运用科学的抽象法，对占支配地位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进行研究和叙述。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一定的生产决定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因而它的关系也支配着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这是一种普照的光，它掩盖了一切其他色彩，改变着它们的特点。”我国在经济实践中逐步形成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对生产关系的研究不能限于对公有制的研究，其他非公有制经济和混合所有制经济也应成为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对分配关系的研究也是如此，不仅要研究按劳分配，还要研究按要素分配。
第二，关注制度的实现形式。制度分析就是要研究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本质和规律，阐述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质的规定性。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分别从生产、分配和交换三个方面构成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把基本经济制度研究学理化、系统化，但不能就此而止。如果不研究经济制度的实现形式，政治经济学所阐述的原理只能是空中楼阁、空洞说教。把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经济治理效能，关键在于基本经济制度实现形式的完善。根据党的十九大提出的完善产权制度要求，所有制的研究要深入到产权层面，涉及：以现代产权制度为核心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依靠产权流转做大做强做优国有资本和民营资本；国资管理转向管资本为主；农地制度实行所有权、承包权和经营权的三权分置。分配制度的实现形式是各种生产要素参与收入分配的机制：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要素按投入、按贡献、按市场供求参与收入分配。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将其概括为“市场评价贡献”“贡献决定报酬”。这体现分配的效率原则，应在此基础上研究按劳分配为主体在各种生产要素参与收入分配中的实现问题。
第三，扩展研究层面。研究现实经济涉及四个层面：一是生产关系即经济制度层面；二是经济运行层面，即资源配置层面；三是经济发展层面，即国民经济从落后状态向现代化状态的研究；四是对外经济层面。长期以来，经济学科似乎有一种分工：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限定在生产关系上，经济运行问题研究交给西方经济学，经济发展的研究交给发展经济学，这样，政治经济学就只剩下几个干巴巴的关于生产关系的原则性规定和教条。实践证明，这种学科分工是不准确的。马克思创立政治经济学时有6册计划，包括：资本；地产；雇佣劳动；国家；对外贸易；世界市场。可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涉及的内容非常广泛，《资本论》只是马克思6册计划的第1册。这意味着不能把《资本论》看作是其政治经济学的全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能只提供经济制度分析的理论，同时还要提供经济运行和发展的理论。经济运行分析即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运行的理论，经济运行的微观分析关注效率，宏观分析则关注经济增长和宏观经济的稳定。经济发展分析即以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为目标的经济发展理论，根据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关注高质量发展的研究。对外经济分析即依据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关注开放发展研究。
（作者：洪银兴，系国家社科基金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重大研究专项“新时代中国特色经济学基本理论问题研究”课题组首席专家、南京大学特聘教授）摘自：光明日报国家社科基金专刊
☆ 韩震：探索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哲学理论体系
真正的哲学都是时代精神的精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需要有与这个时代相适应、总结这个时代的基本特征、反映这个时代特定精神面貌的哲学理论形态。探索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哲学理论体系，必须在以下三个方面着力：
必须立足新时代。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新时代中国特色哲学必须是历史的产物。任何哲学都不是永恒真理的显现，而是在回答和解决时代面临的重大问题时形成的。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思想的时代进化不是在“绝对观念的神秘怀抱中发生的进化”。实际上，“适应自己的物质生产水平而生产出社会关系的人，也生产出各种观念、范畴，即恰恰是这些社会关系的抽象的、观念的表现。所有范畴也和它们所表现的关系一样不是永恒的。它们是历史的和暂时的产物”。正因为它是历史的产物，反映了那个时代的历史面貌，因而才能成为哲学发展的一个历史阶段，从而具有了“超越时空”的历史性价值。
在构建“新时代”的中国特色哲学理论体系进程中，所有的哲学思考无疑都应该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一新的历史方位，因为正是这个方位构成中国特色哲学理论体系产生、发展和完善的社会基础和现实背景。马克思主义哲学活的灵魂是实事求是，实事求是地分析和把握各个历史时代和社会阶段的基本状况和发展趋势，是唯物史观的基本原则。那么，何为“新时代”所面临的客观实际呢？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代中国最大的客观实际，就是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我们认识当下、规划未来、制定政策、推进事业的客观基点，不能脱离这个基点。”我们进行哲学思考，构建中国哲学知识体系和理论体系，同样不能脱离“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客观实际。在进行哲学思考与建构时，必须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重大判断，准确理解新的历史方位“三个意味着”的深刻内涵，在此基础上深入思考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阶段性特征，并对之作出哲学上的概况和总结。比如，新时代“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那么新时代中国特色哲学就应该是反映中华民族当代生存方式和民族精神的思考；新时代“意味着科学社会主义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在世界上高高举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那么新时代中国特色哲学就应该是关于21世纪科学社会主义的哲学思考；新时代“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那么新时代中国特色哲学就应该是当代中国关于人类全球发展的世界历史哲学思考。俄罗斯学者A.B.维诺格拉多夫早在2009年就指出：“强大的国家通常被认为具有历史创造性和特殊发展道路，而这种发展的成绩久而久之则成为普遍财富。现在中国有机会向世界提供另一个选择，一个传统价值可言被赋予现实意义并能得以延续的路径选择。”就此而言，新时代的历史方位、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及其特征、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目标、可资发展中国家参照的新发展观、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等，共同凝练为新时代中国特色哲学理论体系的主要内容。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和思想表达，显然已经不同于改革开放初期了，这是因为社会现实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哲学，首先应该是思考和研究新时代面临的社会主要矛盾和国内国际重大问题的理论成果。
必须强调中国特色。这个“特色”既具有历史的延续性，又具有现时代的新表征。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哲学理论体系，其中国特色首先必定反映在历史渊源上。作为文明古国，中国几千年历史所积淀的丰厚思想资源是新时代中国哲学思考无法绕开的前提，因为它们构成了恩格斯所说的“萦回于人们头脑中的传统”，并且仍然会影响当代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思维习惯。现在我们思考哲学问题时，肯定应该立足于新时代，但是其精神源泉却有着跨越数千年的思想累层的厚度，这是我们永恒的精神财富和宝贵的民族文化特色。当然必须强调，新时代中国特色哲学绝不是要回到中国传统的哲学思想和形态，而是以传统哲学思想为基础，经过转换与拓展创造性地提出富有时代感的哲学概念、命题，形成当代新的哲学理论体系。其次，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哲学理论体系的“特色”，也必定体现在其产生的实践基础和社会环境之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已经让我国发生了“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这是新时代中国特色哲学理论的现实基础或客观现实。新时代中国特色哲学理论应该是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进程的理论总结与思想概括。最后，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哲学理论体系的“特色”，也必定呈现在中华民族特有的话语方式和新的话语生成上，这些话语既有中华民族的传统根基，又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滋养，更重要的是基于现实实践问题的表达方式。总之，新时代中国特色哲学理论应该是中华优秀思想文化和哲学智慧在新时代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体现的应该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荣与梦想，反映的应该是关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历史进程、发展规律及其动力的思考，展现的应该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凝练的应该是中华民族的价值追求和精神标识。
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需要特别明确的是，新时代中国特色哲学不是别的什么哲学，而是以中国语言讲述、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这是站在人类文明形态演化和中国独特的哲学智慧优势的高度上所作出的思想凝练和时代判断。这种哲学不是那种试图穷尽真理的“绝对观念”，而是为真理的探索开辟了更大的可能性。中国特色哲学既不应该是“康德式先验范畴”，也不应该是等待学者发现的“黑格尔式的理念”，而应是对中国现实社会发展进程持续不断探索和思考的结果。因此，新时代中国特色哲学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机械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而是按照马克思主义指引的方向走向未来，即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方法和行动的指南，形成符合时代要求的精神理念和思想观念。其基本立场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其研究方法是基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其理论旨趣是以人民为中心；其理论源泉和动力来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其理论形态应该在深度思维层次上考虑问题，旨在提升运用战略思维、历史思维、辩证思维、创新思维、法治思维和底线思维的能力；其理论表述应该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理论文化形态。
总而言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是前无古人的伟大探索，它缘起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伟大社会理想，立足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而兴起。中国道路不是一种先验“模式”，而是中国人民历史性实践活动的过程。中国特色哲学理论既是这个历史实践进程的总结，又是这个实践过程的精神构成要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是一个需要哲学大发展的时代，也是一个能够产生伟大哲学的时代。新时代的哲学工作者应该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理论体系上下求索，奉献出体现时代智慧的理论成果。
（作者：韩震，系国家社科基金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重大研究专项“新时代中国特色哲学基本理论问题研究”课题组首席专家、北京师范大学特聘教授）摘自：光明日报国家社科基金专刊
☆ 王思明：国家形象亮丽标识中华文明重要支撑
2014年，大运河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2019年，它又与长城、长征并列，进入国家文化公园重点建设行列。大运河何以成为国家文化形象标识的重要组成部分？哪些算得上运河文化遗产呢？
深刻认识大运河的历史价值
大运河是天人合一的生态网络。中国地势西高东低，呈三级阶梯形态，大江大河大多为东西走向。古代交通落后，这些高山大河形成天然屏障，不同程度地阻隔着人们的沟通和交往。这也是宋代以前中国经济和文化相对集中于北方黄河流域，南北经济文化相对疏离的重要地理因素。但随着隋唐大运河的贯通，原来互不相通的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得以连接，逐渐形成了一个南北互通、东西相连的网络，成为政治统一、经济互补、文化融合的重要物质基础。大运河借助天然江河湖泊的自然条件，辅以人的智慧和能动性，是中国人民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杰作。
大运河是中国古代的经济命脉。农耕文明是中华文明的根脉。虽然中国南方水稻种植有着上万年的历史，但在长达数千年的时间中，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一直在北方黄河流域，全国人口60%以上居住在北方地区。尽管早在春秋时期吴王夫差就开凿邗沟，但其政治与军事功能远大于经济文化功能。直到魏晋南北朝以后，兵燹连连，北人南迁，南方逐渐得到进一步开发。为顺应经济社会的变化，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区域先后修建的运河河段在隋唐时期终于贯通。北宋元丰三年（1080年），南方人口达5600余万，约占全国总人口的69﹪。到南宋时，中国经济重心已经转移到南方，所谓“苏湖熟，天下足”。随着元代定都北京，运河截弯取直，成就了今天的京杭大运河。
因陆路运输运量小、成本高，古代大宗货物运输多借助江河湖海。大运河的开通，改变了中国多为东西走向的大江大河的地理局限，使得南北物流、东西畅通成为现实。据《宋史·食货志》记载，当时每年经由运河转运北方的漕粮多达600万石，明清时期经由运河运往北京的漕粮每年也在300万至400万石之间，米粮之外，从南方运往北方的还有丝绸、棉布、茶叶、瓷器、木材等货物；漕船返回时则将北方棉花、干鲜果品等带到南方。明清时期，全国八大钞关有7大钞关设置在运河沿线，众多城镇因运河而兴、因运河而盛，大运河成为维系中国千余年来经济体系稳定的重要支柱和命脉。
大运河是融通中国社会的纽带。大运河开通之前，受巍峨秦岭和淮河、长江阻隔的影响，中国整体而言是一个南北相对疏离的经济社会区域，汉代以前，南方大部分地区“地广人稀”，如《史记》所言，“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大运河的开通根本上改变了南北经济和社会相对隔膜的状态，北人南迁，小麦南进，将北方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带到了南方；南绸北输，南粮北运，极大地支撑了北方政治中心的运转。大运河的存在，使得中国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可以分立且相互支撑，中央和地方政权可以统一行动又各尽所长。
大运河是多元文化的熔炉。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中华传统文化是一个多元交汇的文化体系。因为有了大运河，原来相对独立、特色鲜明的京津、燕赵、齐鲁、中原、淮扬、吴越等地域文化得以频繁交流，传统文化不断融合和发展，其中既包括南方文化与北方文化的交汇，又包括汉族和少数民族文化的交汇，甚至包括中国文化与域外文化的交汇。马可·波罗下扬州，利玛窦、马戛尔尼进京，都经由运河；路上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的联通，运河也发挥着重要作用。运河沿线人员物产的相互交流，运河沿线饮食文化的彼此分享，运河沿线乡风民俗的交融互动……运河文化已成为沿线人民的精神家园。如果说长城是中华民族的脊梁、凝固的历史，那么大运河就是承载华夏基因的动脉、流动的文化。
发掘大运河的文化内涵，推动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
大运河文化是一个跨水系、跨区域、跨领域的文化系统，包括了运河设计、开凿、管理、运营，运河流域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科学等方面，因此，运河文化系统不是单纯的一个点或一条线，而是一个点、线、面结合的文化系统。国家倡导建设“大运河文化带”，这个“带”字很好地体现了运河文化遗产点、线、面的融合。
运河文化是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运河沿线多元文化相互交流、相互影响和相互融合的综合文化系统。从与运河建设、运转和影响的密切程度来看，可划分为两个层次：核心文化遗产与相关文化遗产。其中，与运河建设、管理、运营直接相关的可视为核心文化遗产，包括运河河道、运河工程技术、运河漕运、运河技术及运河管理与法律制度等。
根据具体形态和特征，运河文化又可划分为16个二级类目，即：运河河道类遗产；运河工程设施类遗产；运河漕运类遗产；运河观念类遗产；运河法律制度类遗产；运河技术类遗产；运河农业种质资源类遗产；运河文献类遗产；运河景观类遗产；运河饮食类文化遗产；运河文学艺术类遗产；运河民俗类遗产；运河聚落类遗产（城镇及传统村落）；运河商业类遗产；运河手工技艺类遗产；运河地名类遗产等。
16个类目之下又可根据具体内容和形态划分出更多类别，如运河工程设施类遗产可分为枢纽工程、闸、堤、坝、桥梁、水城门、圩堰、纤道、码头、险工等；运河技术类遗产可分为工程建设、维护技术、漕运管理技术、造船技术等；运河漕运类遗产可分为漕署、驿站、行宫、钞关、仓窖、船厂等；运河聚落类遗产可分为运河枢纽城市、运河历史名镇、运河传统村落等；运河文献类遗产可分为运河水利、河务、漕运等方面专门著作、专志、通志、地方志等；运河景观类遗产可分为航运景观、水利工程景观、园地景观、林业景观、渔业景观等；运河农业种质资源可分为运河农作物资源、运河畜禽品种资源、运河渔业资源等，大多数运河沿线的农业地理标志产品可纳入这一文化遗产体系；运河民俗类文化遗产包括与大运河有关的宗教信仰、仪式、节庆活动及相关文化空间；等等。
总之，大运河不仅是一条经济之河、生态之河，也是一条文化之河。它不仅使中国南北经济相互支撑、融为一体，而且促进了社会文化的融合与发展，在中华文明的延续、传承与发展过程中作出了突出贡献。运河文化彰显了中华传统文明的三个特点：一是道法自然，生生不息，天人合一；二是地方中央相互支撑，凝聚合力；三是贯通南北，连接东西，兼容并蓄。珍视运河历史文化价值、传承利用好运河文化遗产，在今天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运河文化带建设可很好地对接国家“五大战略”中的四大战略，即：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和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充分挖掘运河文化遗产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科技价值、生态价值、经济价值和文化价值，无疑是功在当代、利延千秋的事业。
（作者：王思明，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大运河文化建设研究”首席专家、南京农业大学钟山首席教授、中华农业文明研究院院长）摘自：光明日报国家社科基金专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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