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 研 简 报
2019年第6期（总第80期）
衡水学院科研处编印 2019年12月30日
目 录：
【科研工作动态】
● 石长征副教授应邀在中国教育技术协会教育游戏专业委员会2019年会暨第四届游戏化学习学术会议做报告
【基金要闻】
● 探索科研范式变革 引领科技未来发展——科学基金改革与发展国际研讨会在京召开
● 第251期双清论坛“构建面向新时代的科学基金组织机构与人力资源保障体系”在北京召开
【他山之石】
● 郭齐勇 陈晓杰：中国哲学史研究值得关注的几个领域
● 李石勇：以“放管服”改革助推“双一流”建设
● 王玉茹：中国近代劳资关系系统研究的尝试——评《中国近代劳资关系转型研究：劳方、资方与政府关系视角》
【科研工作动态】
☆ 石长征副教授应邀在中国教育技术协会教育游戏专业委员会2019年会暨第四届游戏化学习学术会议做报告
2019年11月14-15日我校教育学院石长征副教授参加了在杭州师范大学举办的中国教育技术协会教育游戏专业委员会2019年会暨第四届游戏化学习学术会议。本届会议邀请了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首席研究员Gerald Knezek教授、美国北德克萨斯大学教师教育信息技术学会主席Rhonda Christensen教授、香港大学教育学院副院长邱琪鸿教授、澳大利亚SSCI索引杂志教育技术与社会主编陈年兴教授等国内外知名专家做游戏化学习与未来教育的报告。
石长征副教授以他所承担的河北省创新能力提升计划软科学和科普专项科普信息化项目《游戏化摄影学习软件》的研究成果为主要内容，在游戏化学习与创新教育理论和实践分会场做了题为《游戏化摄影学习的科普价值》的报告。
石长征老师的报告结合自己的研究成果：把摄影科学与技术转化为大家喜闻乐见的游戏形式----游戏化摄影学习软件，介绍了新媒体时代的摄影学习和游戏化学习两种新型的科普信息化方式，从多个方面论述了游戏化摄影学习的科普价值，并探讨了如何运用游戏化学习手段普及摄影中的科学与技术，促进人们利用摄影方式提高民众理解科学的水平问题。
此次报告向全国专家展示了我校在科普软件开发和研究方面的能力，增强了我校在游戏化学习领域的全国的知名度。
图1石长征老师参加会议
图2石长征和大会主席教育游戏专业委员会理事长北京大学尚俊杰教授合影。
【基金要闻】
☆ 探索科研范式变革 引领科技未来发展——科学基金改革与发展国际研讨会在京召开
12月5日至6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以下简称“自然科学基金委”）在京举办“科学基金改革与发展国际研讨会”，来自英国、俄罗斯、美国、德国、瑞士、以色列、日本、韩国、土耳其等21个国家及地区的30所科研资助机构或国际组织的代表与学者共80余人参加会议。
自然科学基金委主任李静海院士出席会议并作主旨演讲，介绍了自然科学基金委改革方案及最新进展。他指出，进入新时代，全球性挑战日益严峻，世界经济增长动能趋缓，科技创新应成为促进国家经济繁荣、社会和谐和可持续发展的不竭动力。从科技发展态势看，新一轮科技革命正在兴起，科研范式正在发生深刻变革，学科交叉融合大势所趋，开放合作走向深入。各国科研资助机构面临着新的挑战和机遇。自然科学基金委正在推进以“明确资助导向、完善评审机制、优化学科布局”为主要内容的改革，努力完善管理机制，强化原始创新与人才培养两大重点，力求建成理念先进、制度规范、公正高效的新时代科学基金体系。希望各国科研资助机构会商国际科技发展形势，分析科研范式深刻变革的动因、形式和影响，加强沟通与合作，探索科研资助工作的改革路径，共同应对挑战，共商解决之道。
在四场分议题研讨会上，中外科研资助机构代表和学者围绕“明确资助导向、优化资源配置”、“推动交叉融合”、“完善评审机制”、“促进开放合作”等议题开展热烈讨论。随后的两场圆桌讨论上，与会代表和学者就各国科研资助机构改革经验以及支持重大原创和科技人才的创新举措进行了交流和分享。
通过研讨，与会各国科研资助机构深化了对科研范式变革和全球性挑战的认识，增进了相互理解与信任，为进一步开展战略对话与合作打下了坚实基础。与会代表对自然科学基金委紧扣科学与社会发展趋势，适时推进改革的魄力和效率高度赞赏，对科学基金改革方案表示肯定，并就高风险高回报项目及跨学科研究的资助模式提出了诸多合理化建议和决策参考。此次国际研讨会是自然科学基金委在战略、政策和规划方面一次重要的国际交流，也是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贡献中国智慧的一次积极探索。
☆ 第251期双清论坛“构建面向新时代的科学基金组织机构与人力资源保障体系”在北京召开
为科学谋划与科学基金机构定位及长远健康发展相适应的组织机构设置，为新时代科学基金体系构建提供人力资源支撑和坚强组织保障，2019年12月2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以下简称自然科学基金委）在北京举办第251期双清论坛“构建面向新时代的科学基金组织机构与人力资源保障体系”。论坛由自然科学基金委人事局与政策局、管理科学部联合主办。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方新教授担任论坛执行主席。来自清华大学、哈尔滨工程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中国科学院、中央编办等17个单位的29位专家学者代表以及自然科学基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和工作人员齐聚一堂，共同为构建新时代科学基金组织机构与人力资源保障体系建言献策。自然科学基金委党组书记、主任李静海院士，党组成员、副主任王承文研究员出席论坛。
与会专家围绕“科学基金机构定位与治理能力”“自然科学基金委多元用人机制”等议题，汇报了各专题的研究工作并深入研讨交流。专家们认为，科学基金在国家创新体系中发挥着基础性和引领性的独特作用，新时代的科学基金应明确机构定位，不断创新管理理念、开拓用人视野、完善人事管理制度，为建立理念先进、制度规范、公正高效的科学基金管理体系提供支撑保障。与会专家重点就自然科学基金委多元用人模式、高层次人才流动机制、绩效激励机制等方面提出了有关意见建议。论坛主席方新教授针对与会专家的专题汇报以及研讨中的关键问题和重要建议进行了全面深入的总结。
王承文副主任作论坛总结，他代表自然科学基金委向方新主席和与会专家学者对科学基金治理机制和组织架构、人事制度改革创新等研究工作以及此次论坛的支持表示感谢，要求自然科学基金委有关部门结合与会专家建议，以探索多元化用人制度、完善人事管理制度和优化管理流程等为重点，全面谋划科学基金组织机构与人力资源中长期发展规划，为推进和保障新时代科学基金事业深层次改革，促进基础研究发展和支撑科技强国建设作出贡献。
【他山之石】
☆ 郭齐勇 陈晓杰：中国哲学史研究值得关注的几个领域
“中国哲学（史）”学科创立于20世纪初，奠基人是王国维、胡适、冯友兰等。20世纪30年代冯友兰的两卷本《中国哲学史》，是中国哲学史学科初创过程中的里程碑。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初期，我们以马克思主义唯物论与辩证法作为研究中国哲学史的基本范式，香港和台湾地区的新儒家学者则多以德国古典哲学作为中国哲学书写的参考与比较对象。20世纪80年代之后，大陆的中国哲学史研究出现了一系列转变，无论是学科的研究对象（例如中国哲学学科长期以来对经学的漠视态度有所改观），还是研究方法论（西方现象学、经典诠释学等），都呈现蓬勃发展与多样化的景象。尤其是一大批新生代学者的出现，标志着学科转型的人才基础十分深厚。以下就近几十年回暖或兴起的几大领域为例，略作述评。
中国哲学与当代社会
通常所谓“中国哲学”或“中国哲学史”，是作为学科建制与知识层面的概念，但是“中国哲学”作为意义世界具有其本身的价值，如“五常”“天人合一”等理念，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内容。改革开放以来，大多数研究者都改变了将传统与现代化决然对立的研究方法，重视对传统哲学资源的挖掘与评价。21世纪初以来围绕“亲亲相隐”问题展开的学术讨论就很有意义。从学术的层面来看，这场论争一方面厘清了学界对“亲亲相隐”的误解，另一方面促使大家更为全面辩证地认识儒家的道德哲学与伦理学，进而创造性阐释以仁为核心的儒学对公德和私德的界定、亲亲相隐与人权学说的沟通、人情与法理的关系等问题。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这场论争可以视为20世纪以来传统与现代关系之争的继续，只是争论聚焦于“亲亲相隐”这一具体问题。
出土简帛与中国哲学研究
王国维先生提倡“二重证据法”，即地下资料与传世文献的相互印证。20世纪70年代出土了湖南长沙马王堆汉简与帛书、山东临沂银雀山汉简等，90年代发现了湖北荆门郭店楚简、上海博物馆藏楚竹书，及至21世纪初，2008年的清华简、2009年的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等资料，对中国哲学等诸多学科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就中国哲学史研究而言，这些影响主要体现在经学研究与先秦、秦汉诸子学研究等领域。就经学而言，出土文献中涉及《周易》《诗经》《礼经》《书经》的材料较多，研究成果颇为丰硕。就诸子学研究而言，不同的简帛本《老子》《五行》《性自命出》等，以及兵书等新材料的发现，大大推进了先秦道家、儒家与兵家等领域的研究，海外中国学在这方面也取得了积极成果。
佛教与道教研究
20世纪60年代吕澂等的中国佛教史研究，以及任继愈领衔、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所80年代编写的《中国佛教史》（前三卷）都是有影响力的佛教研究成果。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佛教史研究逐渐呈现地域化、专题化倾向，在禅宗、天台宗等领域取得了诸多突破。受到西方现象学等比较思想的方法论启发，唯识学研究近年来重新得到关注。中国佛教文献极为丰富，新中国成立以来，标志性的佛教典籍整理有《中华大藏经》（1994年）以及《敦煌佛教经录辑校》（1997年）等。道教史研究与道教典籍资料整理方面也取得了不少成绩。汤一介主编的《道书集成》（1999年），包含了《道藏》全部，并新增诸多散佚的珍本；李德范编辑的《敦煌道藏》（1999年）影印了大量道教相关文献的图版，极大方便了学者对敦煌道经的使用。
宋明理学研究
改革开放之后，宋明理学开始得到客观评价与进一步重视。1981年在杭州召开了首次宋明理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标志着宋明理学研究进入复苏时期；而2018年在复旦大学召开的宋明理学国际论坛，以及吴震主持的多卷本《宋明理学史新编》，则展现了大陆宋明理学研究的新气象。宋明理学文献整理方面，中华书局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陆续出版《理学丛书》，收录宋明主要理学家的著作；朱杰人主持《朱子全书》（2002年）二十七卷本出版；王阳明的著作多有遗散，在历经海内外学人三十余年努力之后，阳明文献的辑佚工作取得了丰硕成果，《王阳明全集》（新编本，2011年）收录了三十余万字的佚文。研究方面，学者的关注对象逐渐从“程朱陆王”等一线大思想家转向程门后学、朱子后学与阳明后学；陈来、杨国荣等学者引入存在主义、现象学的方法分析阳明学，出现了诸多比较哲学性质的研究。值得一提的是，以朱熹思想为代表的宋明理学，对17世纪之后的日本、朝鲜、越南等国产生了深远影响，以黄俊杰等为代表的“东亚儒学”研究，为打破中国哲学“一国史观”的学术壁垒作出了重要贡献。
现代新儒家及其研究
现代新儒家主要指在继承传统儒学的基础上吸收与借鉴西方哲学理论、以促进儒学的“现代性转化”的哲学思潮。20世纪80年代以来，现代新儒家逐渐受到关注，相应研究成果也日益丰富起来。如：1986年“现代新儒家思潮研究”被列为国家社科基金重点课题，其成果为方克立主编的《现代新儒学研究论集》（1989年），之后对新儒家的研究如雨后春笋般出现；2005年，武汉大学主办了第七届当代新儒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成果作为《人文论丛》2006年卷出版，共134万字；《熊十力全集》《梁漱溟全集》《马一浮集》等代表性人物著作出版；对具体人物的研究也出现了很多具有一定水准的成果。
中国哲学史方法论问题
长期以来，中国哲学史界坚持逻辑与历史统一的方法论原则，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近二三十年来，解释学与现象学的方法被引入中国哲学史研究，值得重视的有成中英的本体诠释学，汤一介的中国解释学，黄俊杰以孟子诠释为中心的经典诠释学与东亚经典的诠释学，李明辉的康德与儒学的互释，刘笑敢的“反向格义”说，等等。中国哲学史的方法论问题，离不开“理解与批判”“继承与原创”“传统与现实”的关系等问题。批判，不能进行不相干的外在批评，而应在全面深入理解的基础上做出建设性批评；原创、创新，不能标新立异、剑走偏锋，而应在继承的基础上进行开拓与扬弃。
“中国哲学（史）”是在中西对比的视野下确立起来的一个概念，中国哲学学科自创立之初，无论是对“哲学”概念的界定和理解，还是中国哲学的研究方法，无不受到西方哲学的深刻影响。而近十多年来，随着我国经济文化地位的不断提升，以及“国学热”的兴起，从事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学者越来越强调文化自觉和学科自主性，有的学者甚至提倡完全抛弃西方哲学的概念框架，以一种纯粹中国化的叙事方式来诠释传统的中国思想。笔者以为，未来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和发展，需要在民族性与世界性、传统与现代之间保持一定的张力。只有坚持民族主体性原则，与当代西方哲学积极对话，中国哲学才能真正彰显其特殊性与当代意义。
（作者：郭齐勇、陈晓杰，郭齐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近500年出土之哲学文献与中国哲学史”首席专家、武汉大学教授；陈晓杰，系武汉大学讲师）摘自：光明日报国家社科基金专刊
☆ 李石勇：以“放管服”改革助推“双一流”建设
【项目成果】
“放管服”改革与“双一流”建设，既是当前我国科教领域急需加快推动的两项重大改革议题，更是建成世界科技强国、助力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重要抓手。对于二者如何快速有效推进，学界和业界进行了积极探索，取得了许多理论成果，但仍有一些理念性与实操性问题尚未厘清。“放管服”改革与“双一流”建设既有共通性、匹配性，也在各有侧重的基础上存在相互协同性。在改革过程中对二者进行整体谋划、系统对接，有助于在“放管服”改革方向明晰化、实施路径精准化的基础上，打造释放高校活力、优化学术环境、激励高校创新以及助推高校可持续发展的有利环境，助力我国“双一流”建设和民族复兴征程行稳致远。
找准共通性，优化活力释放的政策环境
通过深化科教领域“放管服”改革，打通科教资源活力的“最后一公里”，是“双一流”建设政策环境层面上的必然要求。通过科学、合理的政策设计，营造良好的科教生态，从而充分提升高校教学科研人员的积极性，一直是我国历次科教管理体制机制改革的重要目标与关键议题。但在实践中，由于操作性设计不足、部门间政策衔接不畅以及科研评价与奖励分配结构不尽合理等问题，科研项目管理、资源配置、人事制度、科技评价等方面改革政策的落地效果始终不佳，影响活力释放的体制机制障碍依然突出。
对此，在新一轮的科教领域“放管服”改革中，应当在总体改革目标上实现“放管服”改革与“双一流”建设蓝图的对接，即均以最大化激发高校科教资源活力为重要目标。科教领域“放管服”改革的基本导向应定位于营造良好的科教环境，通过为高校发展松绑助力和提升科研人员的获得感，激发高校和科研人员的积极性。在“放管服”改革方略的选择上，应以是否能激发科教资源活力为准则，以顶层设计改革、积极政策供给助推“双一流”建设。
“双一流”建设是党中央、国务院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着力点是以政策和制度改革驱动教育改革。科教领域“放管服”改革应围绕国务院印发的《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以下简称《总体方案》）要求，坚持以改革为动力、深化高校综合改革，“着力破除体制机制障碍，加快构建充满活力、富有效率、更加开放、有利于学校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当好教育改革排头兵”。
认清匹配性，优化高校学术环境
科教领域“放管服”改革应以弘扬勇于开拓、求真务实的学术精神为抓手，为“双一流”建设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在“双一流”建设中，高校应创新学术管理模式、加强学术道德建设，切实优化学术环境。
在进一步的科教领域“放管服”改革中，应当在弘扬学术精神层面，厘清与“双一流”建设要求的匹配性，实现高校管理原则和方式的调整。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的《关于高等学校加快“双一流”建设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将“双一流”建设的总体目标定位于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强调遵循教育规律，明确并落实高校在“双一流”建设中的主体责任等，为通过“放管服”改革完善学术治理体系，推动“双一流”建设提供了基本遵循。要按照《意见》要求，在高校教师职称评审制度、考核评价制度改革中突出学术贡献和影响力，保障教学、学术委员会在人才培养和学术事务中发挥有效作用。归根结底，通过塑造追求卓越、鼓励创新的文化品格，完善学术治理体系，增强教师权威、提高学术尊严，是在学术环境层面深化科教领域“放管服”改革，推进“双一流”建设的重要遵循和实践抓手。
辨明侧重性，优化自主竞争的创新环境
通过深化科教领域“放管服”改革，营造高校自主竞争格局，是创新激励层面推进“双一流”建设的必备条件。在改革目标的共通性和改革路径的匹配性之外，“放管服”改革与“双一流”建设在释放活力、优化学术环境的作用方式上有所差异，主要表现为分别侧重于自主性和竞争性激励。高校的自主性及其相互之间的竞争性，分别在外部约束和内生动力层面，构成了影响高校创新发展和教学科研人员积极性、创造性的主要因素。如何通过合理的体制机制设计，最大化地减少约束性条件、增加激励性条件，是“双一流”建设需要系统解答的现实问题。
对此，在“双一流”建设过程中，应当从减少外部约束性条件出发，借助“放管服”改革在赋予高校更大自主性方面的作用，补足高校创新激励机制。近年来国家出台的《关于进一步完善中央财政科研项目资金管理等政策的若干意见》《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抓好赋予科研机构和人员更大自主权有关文件贯彻落实工作的通知》等文件，都明确要求从“放管服”结合的角度，放活教学科研政策，减少对高校教学科研人员的束缚。通过外部束缚环境的松绑与服务环境的优化，能够给予高校充分自主权、切实增强教学科研人员的获得感。要从增强内生动力出发，发挥“放管服”改革对高校争创“双一流”的竞争性激励作用。科教领域的“放管服”改革应以“放”促竞争、以“管”促公平、以“服”促落实，通过处理好自主性工具与竞争性工具的合理选取问题，有的放矢地实现《意见》和《总体方案》强调的突出绩效导向、形成激励机制的目标，在动态调整支持力度和优化创新环境中鼓励公平竞争、强化目标管理，充分激发高校争创一流、办出特色的内生动力。
增强协同性，优化高校可持续发展的支撑环境
科教领域“放管服”改革应当与“双一流”建设互为支撑，在协同共进中持续推动“双一流”建设提档升级。
科教领域“放管服”改革是实现“双一流”建设目标的有效路径，应当在学科建设、分类评价、绩效考核以及人才队伍建设等方面，充分发挥其为“双一流”建设供给发展思路、操作方案以及相应工具的作用。通过探索和明确高校发展中哪些需要“放”、哪些还需“管”、哪些缺少“服”，保障“双一流”建设措施落地生效。“双一流”建设可以为“放管服”改革提供方向引领与资源支撑，可以在指导和倒逼“放管服”改革并最终服务于“双一流”建设目标的闭环中，实现正向循环下的高校持续发展。在这个意义上，“放管服”改革不应仅满足于被动地充当“双一流”建设的落实手段，还应当主动对标和参鉴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模式，在了解高校发展需求及其与理想目标、世界名校的差距分析中，不断为我国高校实现从追赶到超越、从借鉴到自主、从跟跑到并跑领跑的高质量跃升提供支持，以“规定动作”之外的“放管服”工具创新助推“双一流”建设的升级。因此，“放管服”改革与“双一流”建设具有彼此支撑、相互促进的辩证关系，可以在协同共进中保障科教改革行稳致远，为我国建设高等教育强国、世界科技强国以及最终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有力支撑。
（作者：李石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科研管理‘放管服’改革法治保障研究”负责人、广东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摘自：光明日报国家社科基金专刊
☆ 王玉茹：中国近代劳资关系系统研究的尝试——评《中国近代劳资关系转型研究：劳方、资方与政府关系视角》
产业革命后，随着机器大工业的产生，作为现代大工业主体角色的劳资关系成为社会经济运转的核心，1867年恩格斯为《民主周报》所作的《资本论》第一卷书评中说的“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是我们全部现代社会体系所围绕旋转的轴心”的论断已被经济发展的历史所证实，劳资关系也成为学术界广泛关注的问题。劳资关系理论层出不穷，百家争鸣，其中得到最为广泛认可的当属邓洛普的劳资关系系统理论。20世纪50年代邓洛普在Industrial Relations System中将系统理论模型引入劳资关系领域，提出劳资关系系统理论具有跨时代的意义，结束了此前劳资关系理论的碎片化状态，西方学者遂广泛应用到现代劳资关系研究。但遗憾的是，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除现代劳资关系史略有涉足外，早期劳资关系史的研究基本没有引入邓洛普的劳资关系系统理论。这种状况的出现可能是理论研究与历史研究的长期割裂，理论研究者更多关注现实，历史研究领域则延续传统使然。
20世纪对中国近代劳资关系的研究更注重劳工史、工人运动史、革命史，以及包工制度、工资收入等的微观研究，进入21世纪后王奇生、霍新宾等学者已经注意到单个案例中劳方、资方和政党的相互间关系。杨在军教授的国家社科基金最终成果《中国劳资关系近代转型研究：劳方、资方与政府关系视角》（以下简称“杨著”）从劳方、资方与政府关系的视角研究近代劳资关系，在这一领域具有开拓性意义。
杨著从劳资关系系统最重要的三大主体关系视角来研究近代劳资关系，将研究聚焦于“中国近代劳资关系转型”并进行了系统研究，是该研究的一大亮点。杨著认为中国近代劳资关系转型基本实现是20世纪20年代末的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标志是劳方、资方与政府均相对组织化，劳方、资方、政府均能通过常设性组织、以政府为主导建立的日常制度体系对劳资关系进行协调，集体协商制度初步确立，劳资冲突趋缓。
杨著从整体框架而言体系宏大：时间跨度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前近代到20世纪20年代末以至30年代；就该书内容而言，在各个历史阶段劳方、资方及政府的结构、功能、特点、劳资角色表现等研究基础上，从三者构成的劳资关系体系框架对各阶段劳资关系进行整体研究，直到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中国劳资关系转型完成；史为今用，杨著尝试通过近代劳资关系转型的研究，对当代转型期的劳资关系有所启迪。
杨著是一部系统研究中国近代劳资关系转型的著作，这一研究颇具开拓性和挑战性。杨著的研究聚焦近代，但是研究的需要跨越前近代与当代，体量大，难免会有一些瑕疵。该书按照时间顺序由引论篇、晚清篇、北洋篇、南京国民政府篇及结论，共十四章构成，计45万字。杨著从酝酿至成书历经15年之久，其间有一系列研究成果发表。但是由于中国近代企业一手档案资料相对缺乏，研究的深度相对受限；虽然有大量的数据，但利用计量经济史的方法进行佐证的研究数据还有待完善等；杨著的语言表述也还有进一步润色的空间。但是瑕不掩瑜，作为第一部系统研究近代中国劳资关系的著作，对该领域的学术贡献是不容小觑的。
（作者：王玉茹，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近代中国经济指数资料整理及数据库建设”首席专家、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教授）摘自：中国社会科学报国家社科基金专刊
主题词：学术论坛 研讨 基金 读书 教学 科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