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 研 简 报
2019年第5期（总第79期）
衡水学院科研处编印 2019年10月28日
目 录：
【科研工作动态】
● 我校举办2019年社会科学普及月活动
【基金要闻】
● “杰青”基金释放科技人才巨大效能
● 自然科学基金委与中国科学院召开学科发展战略研究工作联合领导小组第八次会议
【他山之石】
● 郭威：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不动摇
● 王佳宁：经济学创新研究的几个基本问题
●在变革中赓续传统在传承中创新发展——中国社会学百年回顾与前瞻
【科研工作动态】
☆ 我校举办2019年社会科学普及月活动
2019年9月10日—10月14日，衡水学院围绕“礼赞新中国 唱响主旋律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主题组织举办了“2019河北省社会科学普及月”及“2019年衡水市社会科学普及月”活动。此次科普活动由河北省社会科学院（河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发起，衡水地区由衡水市社科联统筹协调，各县市区社科联、市委党校、衡水学院、衡水职业技术学院，市直有关社科学会、协会、研究会等单位围绕主题，广泛开展系列特色活动。
我校以“民生话题‘面对面’”作为主题，围绕“消防、酵素、转基因、国民营养、湿地、摄影”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等与安享生活相关的知识在校图书馆西侧走廊进行了宣传和展览。
“消防”版块主要针对火灾的基本知识、防火安全、阻燃以及阻燃材料等相关知识进行科普，帮助人们认识火灾的危害和使用阻燃材料的必要性，提高消防意识；“酵素”板块针对目前社会上盛行的“酵素”养生现象，对酵素的概念、分类及食用酵素的功效等进行客观的介绍；“转基因”版块就转基因的定义、典型的转基因动植物和基因工程药物发展的历史逐一列举，对转基因相关事件进行阐释；“国民营养”版块阐述了国民营养计划的总体要求及计划开展的七大策略和六大行动，最后通过“全民营养周”展牌，科普了“果蔬‘巧’摄入专家支招”16条小技巧；“湿地”版块围绕湿地概况及其功能进行了简明阐述，并着重对衡水湖湿地的植物和鸟类多样性进行了介绍，重点说明了青头潜鸭这一极度濒危物种的概况及今后应该采取的保护措施；摄影版块对微距、体育、风光和舞台摄影分别进行了简要介绍。
“非物质文化遗产”版块围绕衡水市现有的6项国家级非遗项目“武强木版年画、衡水内画、衡水老白干传统酿造技艺、衡水法帖雕版拓印技艺、深州形意拳、戳脚”和“安乐秧歌、侯店毛笔制作”等27项省级非遗项目以及47项市级非遗项目进行宣传展览，通过影像、文字、图片等形式详实地展示了衡水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魅力与价值，注重实效，贴近民众，赢得广大非遗爱好者及研究者的一致好评。
我校在此次社会科学普及月活动中，立足传播科学知识，注重生活实效，对人们认识中的一些盲区做了有益补充和及时纠正。我们将会按照省市的目标要求定期或不定期举办科普展，为进一步更好地服务广大师生乃至大众的生产生活实际做出努力。
【基金要闻】
☆ “杰青”基金释放科技人才巨大效能
【科学向未来】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以下简称“杰青”基金）自1994年设立以来，已经走过了25个年头。从设立之初的每年资助50人，到2019年的300人，“杰青”基金从资助力度到覆盖学科数量都有大幅增加，“杰青基金项目获资助者”（以下简称“获杰青基金资助者”）及其率领的研究团队已成为我国冲击世界科学前沿的主体骨干力量。日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工作座谈会。他指出，“杰青”基金在提高我国基础研究水平和源头创新能力上要发挥更大作用。本期，我们采访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有关负责人，梳理介绍“杰青”基金25年发展历程，并介绍未来即将实施的新举措。
1 培育高水平科技领军人才和战略人才
25年来，“杰青”基金资助的青年科技人才大多已成长为各自领域的学术带头人，成为建设创新型国家的主力军。1995年—2017年间增选的12批中国科学院院士（不含外籍院士）中，228人曾获“杰青”基金资助，占总数的36.36%；现年60岁（含）以下的中国科学院院士中，86.41%曾获“杰青”基金资助；50岁以下的中国科学院院士全部曾获“杰青”基金资助。每届增选的科学院院士中，“获杰青基金资助者”占比逐年提高，2017年增选的中国科学院院士中，“获杰青基金资助者”占比达到72.13%。
1995年—2017年间增选的13批中国工程院院士（不含外籍院士）中，88人曾获“杰青”基金资助；现年60岁（含）以下的中国工程院院士中，38.62%曾获“杰青”基金资助。每届增选的中国工程院院士中，“获杰青基金资助者”占比亦呈现明显增长趋势，2017年增选的中国工程院院士中，“获杰青基金资助者”占比达到26.87%。
不仅如此，“获杰青基金资助者”申报院士中的代表性成果大多来自资助期间或是“杰青”基金研究工作的深化。“杰青”基金还助力了基础研究领域高温超导、拓扑绝缘量子态、脑科学、分子影像、灵长类动物模型等一批高水平研究团队的不断涌现。
以上数据充分表明，“杰青”基金所选拔和培养的科技人才已成为我国高端人才的主要资源，为百年科技强国建设提供了人才储备和重要支撑。
同时，“杰青”基金不仅培养了科学研究前沿领域的领军人才，打造了我国基础研究高端人才储备库，也培养了一批科技界的管理人才，引领中国科学发展的战略型专家。
2 引领中国基础研究和技术创新发展
2000年—2018年，国家自然科学奖共授奖636项。其中，“获杰青基金资助者”参与完成511项，占获奖总数的80.35%；“获杰青基金资助者”作为第一完成人获奖388项，占获奖总数的61.01%。2013年—2018年，共颁发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7项，全部有“获杰青基金资助者”作为核心成员参与，其中“获杰青基金资助者”作为第一完成人获奖4项。此外，还有一大批“获杰青基金资助者”获颁如“世界杰出女科学家奖”等重要国际学术奖励。
以上数据表明，“获杰青基金资助者”引领了中国前瞻性基础科学发展，不断为科学前沿提供新思路、新方法，作为科研领军人才及学术带头人的作用日益凸显，是推动我国基础研究原始创新的重要力量。
2000年—2018年间，国家技术进步奖共授奖3196项，其大多由企业作为主体完成。在213项特等奖和一等奖中，“获杰青基金资助者”参与完成61项。特等奖中，“获杰青基金资助者”参与完成占比38%，一等奖中，“获杰青基金资助者”参与完成占比28%。2000年—2018年，国家技术发明奖共授奖717项。“获杰青基金资助者”参与完成292项，占获奖总数的40.73%；作为第一完成人获奖217项，占获奖总数的30.26%；特别是2000年—2018年颁发的16项国家技术发明奖一等奖中，“获杰青基金资助者”作为第一完成人有8项。
以上数据说明，“获杰青基金资助者”通过自主技术创新，实现多个国内或国际首创，有效解决了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科学问题，在一些成果转化过程中产生了显著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3 提升中国基础研究的国际影响力
立足基础研究国际前沿，聚焦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战略需求，“获杰青基金资助者”有效利用国际（地区）科技资源开展实质性国际合作研究，不断提高我国科学研究水平和国际影响力。25年来，“获杰青基金资助者”积极参与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并在基础理论研究、重大关键技术突破等方面逐步实现了由学习跟踪向并行发展的转变，其中大型强子对撞机、国际大陆科学钻探计划、综合大洋钻探计划、平方公里阵列射电望远镜等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的中方参与人均以“获杰青基金资助者”为主体，不断为解决世界性重大科学难题贡献中国智慧。
“获杰青基金资助者”在国际学术界的影响力不断提高，在数学、化学、物理等多个学科领域提升了中国在国际学术界的作用和地位。在国际学术出版集团爱思唯尔2016年—2018年发布的中国高被引学者名单中，1971名科学家先后入选，其中“获杰青基金资助者”719名，占总数的36.48%，640名“获杰青基金资助者”连续三年入选，显示出他们引领中国基础研究发展的持续影响力。2014年-2018年，529名中国大陆科学家入选科睿唯安“全球高被引科学家”名单，其中“获杰青基金资助者”193名，占总数的36.48%，表明他们已成为各领域高影响力的学者和卓越研究的引领者。
而当选外国科学院/工程院的青年学者，多数为“获杰青基金资助者”。如美国国家科学院/工程院现有70岁（含）以下中国大陆地区外籍院士15人，全部为“获杰青基金资助者”。1994年—2019年，我国大陆地区共计210人入选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其中“获杰青基金资助者”91人，占比43.33%，并呈逐年上升趋势，其中2014年和2016年占比高达90%以上，彰显出他们持续攀升的国际认可度。
4 面向未来积极规划
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座谈会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党组迅速展开研究，积极部署具体落实工作。
一是加大关键领域支持工作。要深入研究如何瞄准我国创新发展的关键制约，加大基础研究支持力度，力争在一些战略必争和重要领域“站稳脚跟”，促进技术创新、产业发展站得住、站得稳、有根基。并激励青年科技人才塌下心来做基础研究。
二是要充分发挥“杰青”基金的试验田作用，持续推进“杰青”基金资助管理改革，积极实施经费使用“包干制”，推动改革集成，形成合力；探索建立青年科研人员自主合理使用经费承诺制，充分信任科学家，为他们心无旁骛开展研究、脚踏实地持续奋斗和义无反顾攀登科学高峰创造条件。
三是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要认真总结和发扬“获杰青基金资助者”这支队伍的优良传统，充分发挥其引领和示范作用。要在科学基金资助管理中尊重科学规律和科研规律，鼓励科学家脚踏实地、苦干实干，勇于探索，不怕失败。要引导科学家严格遵守科研诚信和道德伦理规范。
四是完善人才资助机制。要统筹考虑人才资助，在“人才资助体系升级计划”改革任务中认真落实。要致力于解决人才计划存在的两方面问题：不同年龄段人才计划的合理接续问题；防止出现某一类人才计划引发的“独木桥”问题。要注重支持更年轻的科技创新人才，加大力度支持高水平的外国人才，既促进创新，又宽容失败，激励更多科技人员特别是青年人才勇闯科研“无人区”，催生更多科技“奇果异香”，为建设创新型国家和世界科技强国作出更大贡献。
☆ 自然科学基金委与中国科学院召开学科发展战略研究工作联合领导小组第八次会议
2019年9月29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以下简称自然科学基金委）—中国科学院学科发展战略研究工作联合领导小组第八次会议在中科院学部工作局召开。联合领导小组组长、中科院副院长丁仲礼院士和自然科学基金委党组书记、主任李静海院士出席会议并讲话。联合领导小组副组长、自然科学基金委党组成员、秘书长韩宇主持会议。自然科学基金委各科学部和政策局等部门的联合领导小组成员参加会议，工作组成员列席会议。
会议听取了中科院学部工作局副局长苏荣辉代表联合工作组汇报《中国学科及前沿领域发展战略研究（2021-2035）》选题情况，自然科学基金委政策局副局长于晟代表联合工作组汇报项目结题情况、在研项目总体进展和下一阶段工作安排。会议原则通过了两份报告。会议肯定了学科发展战略研究工作取得的成效，并就战略研究选题、过程管理、成果出版等展开研讨，进一步明确了相关要求。
李静海指出，战略研究工作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牢牢把握基础研究“两条腿走路，有所为有所不为”的重要指示，要将促进科学前沿发展和满足国家需求相统一。他强调，战略研究要突出前瞻性，强调变革性，注重交叉性，加强战略性，反映科学时代发展特点，服务国家战略需求。要充分发挥院士群体的咨询作用，推进学科发展和前沿领域之间的整体互补，及时将成果服务于国家科技中长期发展规划和科学基金“十四五”规划。
丁仲礼强调，要完善工作程序，依靠院士科学选题。要加强情报分析，明确我国学科发展短板，展望重点发展方向。既要鼓励中青年科学家参与战略研究，又要切实发挥院士的把关负责作用。
2012年以来，自然科学基金委和中科院建立了联合开展学科发展战略研究的长期合作机制。面对新时代新要求，决定开展“中国学科及前沿领域发展战略研究（2021-2035）”，通过顶层设计，按“学科”和“前沿领域”分类组织战略研究，以覆盖自然科学基金委资助体系中的重点学科，以及尚未形成学科规模的新兴领域、前沿交叉领域及与颠覆性技术相关领域。本次会议批准了数学、物理学、天文学、力学、化学、纳米科学、生物学、农业科学、地球科学、资源与环境科学、空间科学、海洋科学、工程科学、材料科学、能源科学、信息科学、经济与管理科学和医学等18个学科系列项目和人工智能的基础研究、量子物质与应用、中国基于加速器的粒子物理、中国精准医学研究布局与关键技术、合成科学、分子设计育种的科学、技术问题及规范化、生物信息学、分子细胞生物科学与技术、再生生物医学、生物安全、合成生物学、基因治疗、地球系统科学（能源、环境和气候）、定位、导航和授时、深地科学前沿科学问题、集成电路与光电芯片、机器人与智能制造、高超声速新型航空发动机、先进材料等20个前沿领域系列项目，以及1个总论项目，共计39个联合项目立项。
【他山之石】
☆ 郭威：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不动摇
2018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我国经济运行主要矛盾仍然是供给侧结构性的，必须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不动摇。”这是在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背景下提出的科学的改革举措。在内外部环境和条件的共同作用下，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为适应这种变化，在传统的需求管理仍有优化提升空间的同时，迫切需要实施供给侧管理，通过改革制度供给，优化体制机制，大力激发微观经济主体活力，增强我国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新动力。因此，要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不动摇，激发经济活力，推动供需结构的有效匹配，促进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
第一，巩固“三去一降一补”成果，推动更多产能过剩行业加快出清，降低全社会各类营商成本，加大基础设施等领域补短板力度。
要在巩固2015年以来取得的各项成果的基础上继续化解过剩产能，加快无效供给的出清和低端产能的减少。一要坚持多种措施并重、按照企业实际情况分类应对，对于经营状况良好的企业推动其转型升级，提高其技术水平，提升其供给能力；二要综合运用市场化法治化手段，在政策的协调配合下，发挥好政府引导作用，引导企业加快过剩产能出清、淘汰落后产能，探索建立有效的市场出清机制；三要处置好产能出清和人员安置的问题，推动更多产能过剩行业加快出清，将加码处置启动难、实施难、人员安置难等问题。
要降低全社会各类营商成本。重点推进大规模减税降费，切实降低企业税费负担；着力解决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大力优化营商环境，降低企业市场交易成本和制度性交易成本。加大“放管服”改革力度，大幅降低企业非税负担，进一步清理规范行政事业性收费，调低部分政府性基金征收标准。
要加大基础设施等领域补短板力度。重点是补齐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短板，加强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加大城际交通、物流、市政基础设施等投资力度等。加大脱贫攻坚、农业农村、水利、生态环保、社会民生、能源、交通基础设施等领域补短板投资力度。
第二，增强微观主体活力，发挥企业和企业家主观能动性，建立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规则和法治化营商环境，促进正向激励和优胜劣汰，发展更多优质企业。
要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更多运用市场化和法治化手段，对不同所有制企业一视同仁，严格执行环保、质量、安全等法规标准，提供稳定、公平、透明和可预期的政策环境，减少政府对资源配置的干预，充分发挥市场对要素配置的决定性作用。
要坚持问题导向，针对很多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受到不公平待遇，对反映强烈的问题进行整改，制定相关政策予以完善，促进正向激励和优胜劣汰，增强企业对未来发展的信心。
要建立统一开放、公平公正、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和秩序。通过放宽准入限制、提高政务效率、降低企业成本、优化企业服务，强化企业主体地位，吸引外资和各类高端资源要素集聚，为企业发展提供更加包容、开放的市场环境，激发市场活力。
第三，提升产业链水平，注重利用技术创新和规模效应形成新的竞争优势，培育和发展新的产业集群。
要加强自主创新，大力支持国内企业加大技术研发投入，加强基础前沿和高新技术研究，强化原始创新，降低对外依赖度，提升中高端产品供给数量与质量，加大对创业创新的政策倾斜，增加财政和金融的资金支持力度。要加大科研经费投入，加强对人才的培养力度，降低科技创新成本。
要推动中国企业和外企合资合作，加强市场有序有效的开发力度，一方面在与外企的交流合作中吸收学习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来推动中国企业自身的优化，另一方面在竞争中开发企业的潜力，促使企业创新能力提升，提高企业的竞争力。
要进一步促进科技成果的高水平、大规模创造与有效转化应用，提高科技进步贡献率，形成规模效应。在着力振兴实体经济的大背景下，依托现有产业集群和国家级开发区，聚焦集群内产业关联度低、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不够等瓶颈问题，努力提高集群内制造业与服务业的相互协同、配套服务水平，打造一批制造业和服务业融合的平台载体，使集群成为集成制造与服务功能的产业链集合，不断提升全产业价值链竞争力。
第四，畅通国民经济循环，加快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提高金融体系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形成国内市场和生产主体、经济增长和就业扩大、金融和实体经济良性循环。
要以消费需求为导向调整优化产业结构，增加有效的高质量供给，促使供给侧更好地满足需求侧的需要，调节供需失衡的状态。
要挖掘三大产业特别是服务业吸纳就业的潜力，改善就业市场信息不对称的问题，衔接好人力资源和产业就业需求，完善人才和岗位的对接机制，避免失业率高和空缺岗位并存的现象。
目前，部分金融机构在“自娱自乐”过程中导致资金“脱实向虚”问题凸显。为此，我们要正确把握金融本质，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将更多资源引导到有发展前景、竞争力和高效率的实体经济领域。
（作者：郭威，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环境约束视域下的我国工业增长绩效、动态演进及影响因素问题研究”负责人、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副教授）摘自：中国社会科学报国家社科基金专刊
☆ 王佳宁：经济学创新研究的几个基本问题
国家社科基金设置各类各层次项目研究的目的是既着重基础理论，又期望通过具体问题研究提出对策，进而解决现实问题。因此，中国经济学研究在着力基础理论创新的同时，要接轨现实问题。
基于中国实践创新中国经济学
研究中国经济转型和发展前沿问题，不仅要借鉴国际化经济学研究范式，更需要创新研究。作为推动中国经济改革和市场经济发展的智力支撑，现代经济学研究承前启后，新生代经济学家们渐次贴近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现实，将思考和分析聚焦当代经济社会发展问题。这就是说，在中国经济转型和发展条件下探讨中国经济学创新，历史与现实要求必须基于对国情的认识。这客观要求中国经济学家以国家和公众利益为重，选择恰当研究立场。
关于经济学的创新，阿马蒂亚·森曾指出：“事实上，我们可以说经济学有两个不同的根源。这二者都与政治学有联系，不过联系的方式却大不相同。一方面经济学可以联系到‘伦理学’，另一方面经济学又与我们或许可以称为‘工程学’的东西联系在一起……虽然从表面上看经济学的研究仅仅与人们对财富的追求有直接关系，但是更深的层次上，经济学的研究还与人们对财富以外的其他目标的追求有关，包括对更基本目标的评价和增进。”然而，一些新生代经济学家将中国经济学创新和发展的基础理解为效仿西方经济学：片面追求形式化、模型化，结果往往远离中国现实。因为，谁也不可能将实际经济活动中的所有因素一一表示为数学模型中的不同变量。
经济学不是数学，经济学的观点是最重要的。中国有句古话是“真佛只说家常话”。经济学基本原理无地域限制，分析、论证的方法却有国别之分。数学和计量方法只是体现及实现经济学想法的工具。不能以数学水平的高低来衡量一名经济学家的水平，也不能以运用模型的多少和它的难易程度作为评判经济学研究成果质量优劣的标准。中国经济学的创新，基于对经济史的稔熟与市场经济理论脉络的清晰。
改革开放40多年间的中国经济学，建立和发展了对全球经济学发展都具有显著意义的大国改革、开放和发展的新理论，建立和发展了以“渐进”为特征的转型经济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而且也推进了与西方经济学对接的宏观、微观经济学的分流，推进了大国经济发展的政府干预理论、经济调控理论和经济学科的全面建设。可以预见，坚持中国经济学研究的创新取向，将使中国经济学的分工越来越专业化、职业化和科学化。
经济学研究要接轨国家战略
经济学家和经济官员“俯视经济”与“直面社会”，盖因经济学关注人类行为、剖解制度与市场机制运行问题、把脉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对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的经济增长，国外经济学家一直努力解释所谓的“中国之谜”，也就是要廓清为什么中国经济能够保持长期的快速增长。
这也可以给出中国经济学发展一定程度上与国家战略接轨的判断。中国经济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服务于国家战略意义愈发浓烈。特别是国家战略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正越来越多地被纳入主流研究的视野。“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以及长三角区域一体化等国家战略由党中央、国务院确定，继而陆续实施。国家战略催生中国经济学的行为规范形成了隐性制度和策应方式。如经济学在高校一方面满足于教学研究，另一方面高校的经济学者与各类官方、半官方研究机构的专家一样，也形成了与国家战略对接的态势，介入各类课题，承接各种咨询。因此，在中国转型和发展进程中，经济学家不仅具备有关国家责任的关怀，而且将经济学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侧重对改革和发展“问题单”的解读，并传播结论，发挥智库功用。二战结束以后，西方国家用了60年时间，先后经历了以增长为标准，以消除贫困、扩大就业、改善分配、提高生活水平等为路径，到最终实现以人与资源环境的相适应为目的的发展观。而中国走到这一阶段，只用了不到30年。事实上，国家战略语境的经济社会问题剖解方略与中国经济学密切关联。
凯恩斯在评价马歇尔的经济学理论贡献时说：“他始终坚持的一点的确道出了真谛，这就是有些人凭借他们在经济学上的特殊天赋和强有力的经济直觉所得出的结论和含蓄的推断。”对于现行的许多政策工具，其实经济学家不知道它们是否有效，如何在两个或两个以上可被掌握的政策变量中作出选择，就需要比较它们各自的效应大小，从而找出政策依据。一如当一个国家无法获得外部资源来建立国民经济发展的基本体系以及进行资本积累的情况下，一个可能的途径就是在其内部获得资源来实现这个目标。因为，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特征是价格能够自由浮动，以及产品和要素能够自由流动。根据这一判断标准，中国经济学研究当在“市场”“国情”语境之中，这也正是国家战略必须关注的问题。
“问题导向”引导经济学创新方向
问题导向是指在思考和解决问题时，以问题为突破口和方向，从问题出发，发现问题，找出出现问题的原因，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进而满足需求。问题导向有助于明确方向、抓住重点、找准突破口，有助于复杂问题的解决。
经济学的问题导向特征表现为：具有强烈的前瞻意识；具有明确的话题设定；“事件和现象”是一个时期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热点。沿着这个脉络就不难破解经济学直面的问题。如最近几年的宏观调控主要以控制、遏制房价为主要标志。宏观调控具有前瞻性、问题导向性，也是一个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问题，满足了问题导向的三个特征。由此判断，宏观调控是现阶段经济学研究的主要问题，这与经济学研究的落脚点——经世致用，别无二致。
在经济学问题导向的方法论条件下，更须提示有研究潜力或正在搞某一方面研究的研究者，如何甄别经济学的问题导向，其途径之一是从中央的一些文献中释放出信号。如2018年12月举行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和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的主题“乡村振兴”一脉相传，这正因应经济学问题导向的肯綮：是一个交集；政策面关心，学术界也关心。
西方学者在概括欧洲中世纪及以前的经济思想状况时指出：“像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圣·托马斯·阿奎那这样的学者都生活在非市场社会中，在这种社会中，基本经济决策是按照传统和命令而不是由个人，即不受限制的经济主体作出的。结果，这些早期的学者对西方社会思想持续的影响主要不在于他们对市场力量的洞察，而在于他们关于社会规律性质的先见之明。他们具有形成经济学的‘前科学的’眼光。”
由上引申金融行业改革问题。设若研究金融问题，当然以金融监管为主。再则，金融作为城市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服务业中的地位、定位是什么？这些问题是学界和政策层面关注的焦点。以如此思路定位问题，研究者既接近经济学的问题导向，又领会并感觉问题导向“别有洞天”。
“接轨现实”：经济学创新的内在要求
经济学的问题导向和相关研究的后续效应一直被学术界和经济理论界热议。从这个意义上说，求大同、存小异，抑或小一统、共存共荣是对学术问题看法的基本出发点，而彼此砥砺、相与切磋则是切中经济学问题导向后续效应的肯綮。
新古典学派的主要代表、西方微观经济学的创始人马歇尔将个人的经济行为和单个市场、单个产业的经济活动进行了全方位甄别，独立提出了反映经济运行的许多术语和分析工具，学说坚持实现生产资源的合理配置和充分就业。这种论具体不玄虚、涉技术微着墨的思维方式，应成为经济学接轨现实问题研究后续效应的“军规”。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央在重视“三农”工作的背后，有很多问题涉及经济学问题导向研究的后续效应。如在中国农村市场化建设研究中，货到哪里去、钱从哪里来、人朝哪里走？这深刻揭示了农村目前的三大焦点问题：农产品流通、农民增收和农村劳动力转移。一个学者要能够先知先觉，知道政府尤其是高层如何布局农村工作，就要为经济学问题导向的后续效应备份。
作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李达把生产关系表述为经济构造。何谓经济构造？李达在1935年出版的《经济学大纲》中认为，经济构造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统一。他写道：“当劳动力和劳动手段与劳动对象结合为一，而参加于社会对自然的斗争时，就造出特定社会的生产力。”
经济学问题导向的后续效应有一个“交集”，即政策面关心，学术界留意。政策面关心，说明问题导向有咨政功用；学术界留意，说明问题导向涉关联演进。一如经济学和管理学问题导向的文献综述不仅包括学术界的文献综述，还包括对政策沿革的综述。在问题导向的后续效应上，须注意对政策轨迹的把握。如是，文献综述应该是学术界和政策轨迹各占50%。这样的文献综述可自行回答三个问题：这篇文章或这项研究属于独立创新吗，这篇文章或这项研究是补白吗，这篇文章或这项研究是和谁（机构或自然人）商榷吗？自行设问，经济学问题导向的后续效应便油然而生。
在竞争的市场中进行经济往来，预见、洞见和前瞻问题，并及时进行纠偏、解决和对策是交易成本最低的方式。因而，中国经济学创新与接轨现实问题研究有助于推演和正视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的现实问题，渐次展示实际功用和前景。
（作者：王佳宁，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管理体制比较研究”负责人、《改革》总编辑、北京物资学院教授）摘自：中国社会科学报国家社科基金专刊
☆ 在变革中赓续传统在传承中创新发展——中国社会学百年回顾与前瞻
原标题：在变革中赓续传统在传承中创新发展
【专家论坛】
以19世纪末社会学传入中国为起点，中国社会学迄今已走过百余年的历程。一百年前，老一辈社会学家就将社会学中国化奠定为中国社会学创新发展的核心命题。改革开放开启了中国社会学的恢复重建进程，社会学中国化这一命题被再度推到历史前沿，社会学学科建设与国家发展的关联日益紧密。在经历百余年发展、四十年的恢复重建后，中国社会学如何准确把握当代中国社会的变迁和回应新时代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的要求？中国社会学既需在变革中赓续传统，又要在传承中不断创新，立足中国社会转型实践推动理论创新不断达到新高度，推动社会学中国化进入新境界。
1、早期社会学中国化的成功探索
社会学中国化并不是一个新问题，而是中国社会学的一贯追求，中国社会学百年前就已确立“立足本土、面向世界，认识国情、改造社会”的发展志向。
中国社会学的发源有着内源外引的双重性，其早期对中国社会的认知多以西方社会为参照系。潘光旦先生指出，当时中国社会学存在“过于空疏、不切实际”的弊病，引自西方的社会学理论方法在对接中国社会生活实际时“见同而不见异”。由于见不到人与人之异、此社会与彼社会之异、此历史与彼历史之异，数十年来社会学虽发达，所研究的问题虽多，却忽略了中国社会本身。因此，学者迫切需要建立起能准确认识中国国情实际的社会学。
20世纪30年代孙本文先生提出“把建设一种中国化的社会学”作为目标，40年代吴文藻先生提出社会学“彻底中国化”的主张，指出“中国目前问题的核心，是中西文化自接触以来所引起的根本冲突与整个中国社会组织的解体”，因此呼吁学界同仁共同寻求建立有效的理论构架，并将之与国情实际结合起来研究，进而培养出研究中国社会的独立人才。吴文藻先生与其学生构建的社区、文化、制度、功能等社会学“概念格局”及其所倡导的社区研究，也成为中国社会学研究的起点。社区研究作为认识中国社会的理论方法工具，加强了社会传统与文化传统在中国社会研究中的结合，使研究者在清晰把握社会的构成和结构特征的同时，实现对西方式社会与文化传统二分研究的超越。
老一辈社会学家在20世纪初对社会学中国化的自觉性显而易见，他们从深切的家国情怀和人文关怀切入，志在学术报国、救亡图存，旨在准确理解变迁中的中国社会，探索民族振兴与中国现代化发展的道路。自此，将“认识国情和改造社会”作为社会学研究的坐标，以国际化视野做中国研究，凝聚学术共同体的共识和行动，自觉推动建立符合中国社会生活实际的社会学理论构架及分析方法，努力使中国社会学得以“植根于中国土壤之上”，成为中国社会学学术传统的底蕴。
2、辨识中国社会转型实践之实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摆脱了“一盘散沙”的局面，中国社会有了切实的组织上的意义；改革开放加速推动中国社会进入了20世纪最波澜壮阔的社会变迁。社会管理、社会建设、构建和谐社会、改革社会体制、创新社会治理等一系列以“社会”为主题的领域，成为中国社会学界进行实践总结与理论思考的重点。
中国在巨变中发生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社会转型。中国社会学对中国社会转型的实践总结与学术研究，不仅对中国社会学主体性的构建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也是让中国与世界“相通共进”的重要支撑。中国社会学在构建能够阐释中国社会整合的实践经验和符合中国社会运转特征的理论方法上，从认知、分析到理论对话等多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学术进展。但不可否认的是，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40年来，仍存在比较严重依赖西方话语的学术倾向，在对中国社会快速转型中提出的复杂深刻问题进行阐释时经常出现失语现象，这也导致社会学本土话语体系建设总体水平不高、学术理论的原创能力不强。
当前社会学中国化建设存在的内在困境与张力，不仅需要我们回到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脉络与实践进程中去体会，更需要我们深刻认识中国社会学存在的认知偏差问题；需要我们摆脱西方话语禁锢，超越西方化与非西方化的二元争论；需要我们从“差异性”中看到“共通性”，找到“特殊性”与“普遍性”的关联；并在多元变化中把握“变与不变”的逻辑关联，创新兼具学术主体性与文化主体性的转型社会学理论范式。
3、推动社会学中国化进入新境界
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在如此巨变中，中国社会生活如何得以再组织，社会秩序如何得以再协调？实践和时代对中国社会学提出了更高要求，社会学肩负着研究中国当代社会实践的历史使命，社会学人越来越意识到不仅要熟知本国社会文化的历史观，而且要具备深刻分析中国与世界动态联系的能力，如此方能深刻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选择的科学性。因此，中国社会学正为构建既能阐明中国社会实践又能进行世界性学术交流的中国特色社会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而积极努力。
步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历史性转化，“需要”与“生产”的矛盾转向了“需要”与“发展”的矛盾，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不仅意味着人们的“需要内涵”不断扩展，而且意味着人们的“需要层次”不断提升。解决新时代的社会主要矛盾，既需要社会体制和社会体系的现代化，又需要良好的社会心态、相互理解包容等思想境界的配合。社会体制和社会体系的现代化呼唤着社会学的力量，也意味着中国社会变迁实践将为社会学理论和认识不断提出新课题。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处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我们既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又要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这也为中国社会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建设提供了大有可为的新机遇。
随着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我国的社会转型不仅是在自身历史文化和政治体制背景下，具有方向性和目标性的社会变迁过程，也是与世界格局变动密切相关，国内外因素相互影响下多线程互动的复杂进程。真正辨识中国社会变迁的实践历程，揭示充满复杂内涵的社会转型独特性，需要建立一套可以真正认识当代中国社会的理论方法工具。
推动社会学中国化进入新的境界，需要我们不断对现有认知模式和知识范型进行反思。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不再是世界变化的被动“追赶者”和“适应者”，而是已经成为积极主动的“参与者”和“影响者”。世界密切关注着中国这一在人类历史上堪称独特、拥有最多人口且对世界格局有着重要影响的国家，将如何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进一步探索繁荣与发展之路。大变革时代呼唤着理论创新，中国社会学者正在这风云际会中赓续创新，探索着兼具学术主体性与文化主体性的中国社会学。我们应在总结中国社会转型的独特实践并将其转化提炼为学术语言等方面继续努力。前路漫漫，任重而道远。
（作者：李友梅，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当代中国转型社会学理论范式创新研究”首席专家、上海大学教授）摘自：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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