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研工作动态】

☆我校参加京冀两地社会科学专家“京津冀协同发展”专题调研座谈会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2月关于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讲话精神，2014年9月上中旬，“京冀两地社会科学专家‘京津冀协同发展’专题调研座谈会”在石家庄召开。北京市社科联党组书记韩凯、副书记梁立新分别带队，组织来自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市委党校等单位的三十多位首都社科界专家学者组成的专题调研组，与河北省社科联副主席彭建强组织的河北省发改委、省财政厅、省委政策研究室、河北师范大学等单位社科专家开展了专题调研讨论交流，对目前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中存在的问题难点进行了沟通和研讨。我校科研处处长石宝军教授应邀参加了专家研讨活动。

河北省委政策研究室张建国、省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所高智、省政府金融办李炳亮、省财政厅财政科学研究所胡德、河北师范大学徐莉，以及我校科研处处长石宝军等专家分别就产业转型升级、首都非核心功能转移与疏解、政府职能转变、文化建设、研究机构设置、县域经济发展等问题进行了主题发言，提出了一系列具体建议。北京城市发展研究院金良浚、北京市委党校赵莉、北京城乡创新发展博士研究会魏云、北京城市发展研究院魏芊丽等北京社科专家对河北专家的发言表示认同，并分别就京冀人才对接、宏观调控、产业转移与互补、环境污染治理等问题进行主题发言。两地专家积极开展了对话交流，京冀专家一致认为，京津冀协同的重点不是开展几个重大项目，关键是建立并落实长期的机制。

  北京市社科联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韩凯指出，京冀之间的协同发展需要社科界专家不断加强联系，共同研究，共同分享成果。两地社科专家要抓好这个重大历史机遇，为京津冀协同发展做好研究论证，提供智力支撑。

  两地专家表示，这次调研活动充分体现了走出书斋、走向基层，更直接、更有效地服务改革实践的研究导向，体现了社会科学研究与实践结合的价值。京冀调研组涵盖了来自多个学科和实际工作部门的社科专家，联手开展跨学科跨地域的综合研究，打破“一亩三分地”的思维模式，跳出了学科和地域界限，从全局出发联合调研论证，为今后区域内进一步合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对共同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具有促进作用。

☆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与创新研讨会在天津召开

    10   月18 日 ，2014年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与创新研讨会在天津市河北工业大学召开，会议由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河北工业大学经管学院和《经济研究》杂志社联合主办，来自中国社科院、北京大学、人民大学、中央党校、南开大学、吉林大学、西南大学、北京联合大学，以及河北等地多个知名院所的近百名学者出席了会议。

  会议围绕中国区域发展与创新主题，特约韩国湖南大学张锡柱教授、南开大学安虎森教授和周立群教授、韩国大佛大学金永俊教授、天津市社科联原党组书记李家祥教授、中国社科院陈耀教授和河北工业大学的金浩教授等分别做了专题报告，并分会场围绕“区域理论与发展”、“新型城镇化研究”和“京津冀及其他区域发展”进行了大会交流。会议气氛隆重、融洽、热烈，与会代表有近40人做了大会发言，并与河北工业大学经管学院的师生代表进行了互动交流。

  大会由河北工业大学副校长王延吉教授主持，河北工业大学校长展永教授到会致辞，并出席了河北工业大学京津冀发展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致聘仪式。我校科研处处长石宝军教授应约出席会议并主持了“新型城镇化研究”分会场，同时与来自韩国、北京、天津和河北等地高等院所的十余位专家一道从展永校长手里接受了特约研究员聘书。

☆王金刚部长到我校调研董子故里生态文化建设研究项目

    10   月23 日 上午，中共衡水市委常委、宣传部长王金刚一行五人，风尘仆仆来到衡水学院，就衡水董子故里生态文化园区建设的可行性和初步规划定位问题进行专题座谈，衡水市社科联主席马健，衡水市委宣传部办公室、研究室和文化产业办的负责同志一同参加了座谈。我校党委书记李奎良教授主持了座谈会，科研处长石宝军教授以及参加董子故里文化园区建设研究的相关老师出席了座谈会。会议在衡水学院行政楼三楼会议室召开。    

  会上，李奎良书记首先谈及我市作为董子故里开发以董子为代表的传统文化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指出，党和国家十分重视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和发展，我们衡水作为董子故里必须对弘扬和发展传统文化作出自己的贡献。他简要向王部长一行介绍了最近代表河北省董仲舒研究会在北京参加的国际儒联大会以及国际儒联会长滕文生先生来衡水考察的情况，同时介绍了省内外关于古代文化挖掘、开发的一些具体的做法、经验和教训，阐述了开发董子故里应遵循的原则和注意事项。

  石宝军处长则代表衡水学院及河北省董仲舒研究会就衡水市董子故里生态文化园建设规划研究的初期成果向王部长一行做了介绍，并详细阐述了董子故里生态文化园的性质、规划范围、“四大基地”目标定位和一湖、两镇、三县、四村六大功能分区的总体布局设想，以及各功能区的初步规划等内容。期间，与王部长等就董子故里生态文化园在历史及现实意义、社会功能定位和可行性规划等问题上展开了充分研讨。

  王部长首先对衡水学院及河北省董仲舒研究会在衡水董子故里开发研究上所做的前期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并对下一步的工作提出了具体要求和建议。他说，要充分认识当前国家重视优秀传统文化弘扬和发展的大局，抓住机遇，按照国家对新城镇化建设和新农村建设规划要求，紧密结合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深入开展对董仲舒及其儒家传统思想文化和区域经济与文化的研究。衡水学院及河北省董仲舒研究会要利用自己的资源优势，为市委、市政府提出切实可行的合理化建议，努力为衡水的经济、文化和地方社会发展作出贡献。并强调，要结合实际研究历史文化资源，准确领会和把握国家的相关方针、政策，尤其注意充分领会和把握好国家在新农村建设、弘扬传统文化等方面的政策和措施，切实把握衡水董子故里的不可取代性，集中力量，及时围绕在如何打造“董子故里”这张牌上做好文章，服务好衡水的经济与文化建设。

  座谈会在热烈、融洽的气氛中持续了近两个小时。

【基金动态】

☆省社科基金项目新版结项证书启用

 为了进一步推动省社科基金项目管理工作规范化、科学化，针对省社科基金项目老版本结项证书使用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经过认真调查研究，充分准备，新版省社科基金项目结项证书正式启用。新版结项证书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1.使用更方便。新版结项证书改变了以往一个项目一个证书的做法，改为每个项目组成员均有证书。各个证书均可独立使用。证书之间各不相同，又相互印证。

2.信息更丰富。新版结项证书内容包括三部分内容：一是省社科基金结项证书字样；二是项目基本信息；三是证书持有人基本信息。特别是第三部分，证书持有人不再仅仅是持有人姓名，而且还包括持有人所在单位（精确到二级单位）和身份证号码（隐藏在二维码中）。

3.技术更先进。新版结项证书使用A4纸大小加厚特种纸，印有“咨政育人”字样蓝色底纹。证书下方印有二维码，用读码软件扫描后可见证书持有人基本信息及身份证号码。

4.内容更规范。新版结项证书启用了“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评审委员会”印章，彰显了评审委员会在省社科基金项目管理工作中的地位。

☆全国社科规划办规划处负责人就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评审工作答记者问(节选)  

  2014年国家社科基金年度项目和青年项目评审工作已经结束。年度项目是国家社科基金的主体部分，资助覆盖面广，学界关注度高。日前，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规划处负责人就今年评审立项工作回答了人民网记者提问。

  记者：今年国家社科基金在避免一题多报、交叉申请方面做出了新的限定，这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负责人：客观地讲，目前我国在科研资源配置方面还存在一些突出的矛盾和问题，确实需要加强顶层设计、科学规划和统筹协调。今年，为避免交叉申请和重复资助问题，我们在制度设计上推出了一些新举措。除继续强调有在研国家级课题的不能申报、课题负责人不能同时申请多家国家级课题外，还规定负责人同年度不得同时申请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一般项目。遗憾的是，在资格审查时仍发现有421项课题属违规申报，我们取消了这些课题的参评资格。当然，目前我们还没有规定在研省部级项目负责人不得申报，主要原因是这类项目数量很大，初步统计全国有好几万项，有的省级项目仅资助几千至一两万元，如果全部禁止申报，将不利于调动申请人的积极性。但今年我们已明确作出规定：凡以在研或已结项的各级各类项目为基础申报并获得立项的课题，不得以内容相同的同一成果申请多家基金项目结项。我们希望通过这些举措，对当前的急功近利、学风浮躁现象起到一定的警示和矫正作用。

  记者：申请人对通讯初评比较关注，请您详细介绍一下通讯评审的具体流程。

 负责人：今年23个学科继续实行匿名通讯初评，每份论证活页由5名同行专家评审，按专业对口和单位回避原则，随机遴选了5491名同行专家，这些专家全部具有正高级职称，其中博士生导师4107人。今年共发出通讯评审材料14.1万份，回收率100%。通讯初评的基本做法是“分组评审、电脑划线、高分入围、低分淘汰”，基本原则是按专题进行“小同行”评审，因为只有同类课题之间才有可比性，评审结果才更具客观性。按照研究内容基本相同或接近的原则，将申报课题分成600多个专题，根据各学科的申报基数、立项计划、专家评分、入围倍数（入围数量与立项计划之比）等基本数据，由计算机系统自动算出每个专题的入围率和分数线，一共是600多个分数线。比如，某专题有40个选题，该学科入围率为20%，则有8项入围，从高分到低分排序，排名第8位的课题得分就是该组的入围分数线，这个过程完全是由计算机系统自动完成的，有点类似高考录取。今年通讯评审共有5888项课题入围，平均入围率20.89%。根据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不同特点，各学科的入围率有所差异，小学科和人文类学科略高一些，大学科和应用类学科略低一些。当然，这种由计算机系统划线一刀切的做法，从程序上来讲对所有人都是公平的，但也会出现有些申请人因少1分甚至0.1分没有入围的情况，这些课题的质量未必就比入围课题差多少。如何将定量评价和定性评价很好地结合起来，是我们今后改进通讯评审机制的一个重要内容。

  记者：通讯初评由5名专家匿名评分，是否存在故意抬高或压低分数的恶意打分现象，对这种情况怎么处理？

  负责人：哲学社会科学评价确实存在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情况，但对学术水准、学术规范的理解和判断应该是有共识的。这里我解释一下什么是恶意打分。比如某一组共有20份申报材料，如果某专家故意只对其中一两份材料的各项评价指标都打10分或9分的高分，对其他材料各项评价指标全部打3分的低分，这种打分与其他4位专家有明显差异，这样就会干扰本组材料的得分与排序，从而影响评审结果的客观公正性，这种情况可视为恶意打分。但如果某专家对本组所有材料的打分均偏高或偏低，则该组的分数线会偏高或偏低一些，但并不影响该组材料的评分排序，这种情况不属于恶意打分。前几年曾出现过个别专家恶意打分现象，我们均按无效打分进行了处理，并将其从专家库中除名。今年我们专门对专家评分情况进行了计算机筛查，没有发现此类现象。总的来看，通讯评审专家都是多年从事社科研究的知名学者，对评审工作高度认真负责，也非常珍惜自己的学术荣誉，我们对专家给予充分信任。同时我们在制度设计上也采取了一些有效措施，比如多年来我们一直采取匿名活页评审方式，实行严格的单位回避制度，避免评审专家凭申请者名气或所在单位打“印象分”或“人情分”。当然，因学术观点差异导致专家评分的差异，这种现象确实存在，也难以避免。今后我们将进一步改进通讯评审机制，重点考虑完善评价指标体系，根据不同考察重点给予相应分值权重，加强对选题依据、观点创新、研究方法等方面的考察；扩大和优化通讯评审专家库，确保专家权威性和专业对口性；目前我们正在筹划和设计网上评审管理系统，努力提高评审立项工作的公平公正性。

   记者：在通讯初评中，一些985和211高校的申请没能通过，而部分知名度不高的学术单位的申请反而入围了，有人因此对评审质量产生疑问，您怎么看？

   负责人：这种情况的确存在，但并非普遍现象。从全国情况看，今年985高校共申报3951项，立项778项，占总立项数的20.37%，立项率为19.69%，是平均立项率的1.45倍；211高校申报8372项，立项1494项，占今年立项总数的39%，立项率为17.85%，是平均立项率的1.32倍。最近我们还专门统计了综合研究实力很强的15所985高校情况（包括人大、北大、北师大、清华、复旦、浙大、南大、中山、武大、厦大、南开、吉大、山大、川大、兰大），今年这些高校共申报2317项，入围623项，立项499项，平均入围率和立项率分别达到26.9%和21.5%，明显高于20.88%和13.6%的全国平均值；中国社科院入围率和立项率分别达到28.2%和32.8%。综合多年情况看，985和211高校以及重点科研单位一直占据立项主体地位，说明这些单位的申报质量总体较高且相对稳定。

  至于一些重点高校包括个别知名学者申报课题没有入围的现象，我认为应当客观地进行具体分析。事实上，科研单位的学术影响力不能完全代表学者个人的学术水平。如果选题价值不大、论证简单草率，即使再知名的学者，也很难通过匿名通讯评审这一关。我们曾专门调出某著名985高校两份未入围的申请材料（申请人均为博导），发现两份论证都比较简单（加上前期成果和参考文献也就2800字），引用资料比较陈旧，研究主题、基本观点、论证逻辑也不够明确，部分引证不符合学术规范，结果5名专家都打了较低的分数。相反，如果选题比较新颖，论证充分，逻辑严密，即使学者及其单位的知名度不高，也可能在通讯评审中获得青睐。近年来，许多地方院校一方面鼓励本土人才到知名高校攻读博士、博士后或做访问学者，另一方面加大人才引进力度，吸引了很多学术能力较强的科研骨干和受过良好学术训练的博士，他们在申报中表现出了较强的学术竞争力。比如我们随机抽取了东中西部5所地方高校（包括百色学院、宝山学院、淮阴师范学院、聊城大学、商丘师范学院）的相关数据，上述高校共申报148项，入围的29人中有25人是博士，立项的20人中有17人是博士，其中12人为985高校博士。再比如丽水学院今年申报9项，其中8人有博士学位，入围4项，立3项，均具有博士学位，其中2人为教授、1人为副教授。数据统计表明，上述现象在全国地方高校中带有普遍性，今年985和211高校以外的地方普通高校共申报13860项，其中9302人为博士，占67%；入围2885项，其中博士2216项，占76.8%；立项1839项，其中博士1422项，占77.3%。另外还有417项负责人虽然没有博士学位，但是几乎都具有副高级以上职称，其中教授298人，副教授116人，中级职称仅3人。

  记者：我听说有的人连续申报了好几年都没有入围，而有的人申报一次就入围了，对这种现象您怎么看？

  负责人：我们也接到这方面的咨询电话，这种情况确实存在，为此我们专门对近5年的有关数据做过抽样调查和案例分析。多次申报没有入围的原因，大体上可分为三类情况。第一类是拿选题和论证基本相同的材料连续申报，这种情况比较多见，大约每年有60%左右未立项课题申请人下年度继续申报，其中有40%以上选题与上一年基本相同，论证大同小异、换汤不换药，这类选题和论证总体上质量不太高。今后我们考虑借鉴其他基金的一些做法，对连续2年没有入围的暂停一年申报资格，以控制无效申报规模，降低评审成本。第二类是申请人每年换一个题目连续申报。我举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有一个申请人连续申报了5年，每年题目都不同且跨度较大，分别涉及三江源保护、农村扶贫开发、城乡人力资源、基层社会管理、农业生态与退耕还林等方面，这位申请人前期成果并不少，主要是研究欠发达地区农村生态环境的，第一年和第五年的申报题目与其研究方向比较吻合，第五年终于评上了。用他自己的话说，如果第二年把第一年的选题好好深化完善一下，可能就不会走这么多弯路了，不能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不能偏离自己的学术方向和研究专长，不能为申报而申报。我想这应该是他比较切身的体会，值得大家借鉴。第三类是与分组有关，类似的课题分在不同的组里，因为竞争对手不同，结果往往就不一样。比如前年有个单位申报了两份比较接近的中国古代文学方面的选题，一份主要涉及传统美学思想被分在文艺美学组，另一份主要是作家作品评析被分在古代文论组。结果那一年全国申报古代文论的很集中、有不少名家申报，而申报文艺美学的相对要弱一些，最后申报美学的评上了，而申报文论的没有入围。这两位申请人的年龄、职称、学术资历都差不多，甚至申报文论的那位老师前期成果还略多一些，但初评就淘汰了，这里面确实有偶然甚至是运气的因素。重大项目评审也出现过类似情况，有的人申报了几年都没立项，有的申报1次就成功了，这和每年的竞争对手不一样、同类课题竞标数量不一样等因素有较大关系。

  记者：请您介绍一下会议评审情况和评审结果，会议评审被淘汰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负责人：一年一度的评审大会不仅仅是单纯的项目评审会，也是一次重要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会议，中央领导同志每年都出席会议并作重要讲话。国家社科基金的性质和定位决定了评审立项工作的政治性、政策性、导向性都很强，所以我们采取了通讯评审与会议评审相结合的评审机制，对所有通讯入围课题在会上再把一道关。会议评审主要包括专家主审、小组讨论推荐、大组讨论投票、召集人和主审专家签署立项意见等规定程序。会议评审主要强调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强调严把政治方向关和学术质量关。把坚持正确导向作为评审立项的第一位要求，把课题质量水准作为判断能否立项的基本前提，确保立项的权威性和公信力。由于把关严格，今年重点项目计划立350项，实际只评出309项，有4个学科没有用完立项指标。二是强调坚持问题导向，突出立项重点。围绕全面深化改革重大现实问题、学科建设重大基础理论问题集中确立一批研究课题。三是强调综合平衡，扩大覆盖面和受益面，确保立项单位和地区分布大体均衡合理，体现年度项目的公益性和带动作用。四是强调严格评审程序、严肃评审纪律。我们通过采取专家轮换上会和回避制度，严格信息保密制度，建立专家信誉档案等措施，确保评审公平公正。比如会议评审专家库有1100多人，每年随机选取约280人参会，今年选用了160多名新聘专家上会。再比如我们这几年在会上不再印发全体专家名单和房间号，只发本组专家名单，入围名单在大组投票前才发给专家，以避免信息外泄，这些措施均取得很好效果。

  今年入围上会课题共5888项，会议评审专家组建议立项3820项，入围课题与建议立项课题的平均比例为1.54:1，这就意味还有40%的课题在会议评审环节被淘汰。会议评审被淘汰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大体有这样几个因素：一是同类课题入围较多的，一般只立1—2项，往年同类课题已经立项的一般也不再立项。二是申请人前期成果较少、研究基础较薄弱的被淘汰。由于通讯专家只评审活页论证，对申请人的学术背景等个人信息并不掌握，有些活页写得很完美，通讯评审高分入围，但上会后专家发现申请人并不具备相应的实力。三是集体讨论时不同专家对申请人学术观点、研究能力等方面有不同意见，在立项指标有限的情况下，争议较大的项目往往就难获立项。四是综合平衡和倾斜政策因素。在同等条件下，评审组会适当兼顾立项地区和单位分布的适度平衡，并向西部地区和青年人才倾斜。

  经过会议评审和网上公示，今年立项课题总数为3816项（有4项课题因举报未发立项通知书），各学科的立项名单已上网公布。按地区统计，全国31个省(区、市)和在京委托管理单位均有立项，立项数超过150项的有9个省份，包括上海、教育部在京直属高校、江苏、湖北、广东、山东、湖南、浙江、河南，上述省份共立1923项，占50.3%；立项数在50—150之间的有20个省份，立项数低于50项的有7个省份，大体反映了各地研究实力。按系统统计，高校系统共立3286项，占86.1%；社科院系统230项，占6%；党校系统132项，占3.5%；军队系统52项，占1.4%；各级党政机关及其他116项，占3%。

  记者：从立项概率上看，能否获准立项与申请人的职称和年龄因素是否有关？

  负责人：能否获得立项，关键看选题和论证的质量。至于立项与职称和年龄的关系，我这里通报几组数据供大家参考。按职称统计，今年具有正高级职称人员申报8867项，入围2080项，入围率23.5%，立项1420项，立项率16%；副高级人员申报12089项，入围2353项，入围率19.5%，立项1444项，立项率11.9%；中级职称人员申报6953项，入围1423项，入围率20.5%，立项936项，立项率13.5%。立项课题负责人的正高级、副高级和中级职称人员比例为3：3：2。博士生导师申报2431项，入围795项，入围率32.7%，立项625项，立项率25.7%。上述数据表明，具有正高职称或为博士生导师的申报者总体立项率较高，反映其较强的研究实力，副高级职称人员低于平均立项率，中级职称申报者立项率并不低，这与青年项目倾斜政策有一定关系。按照年龄结构统计，今年申报人出生年份跨度从1928年到1991年，相差63岁。30—45岁这一年龄段共有17729人申报，占总申报量的62.9%；共有2395人立项，占总立项数的62.7%，这一年龄段学者是申报和承担项目的主体。30-35岁青年学者申报占比为22.11%，立项占比达25.18%，表明这一年龄段的学者积极性很高，成为承担项目的重要生力军，45岁以上申报和立项人数则逐级减少。在23个学科中，人文学科立项负责人的平均年龄为42.78岁，社会科学项目负责人平均年龄是41.7岁，两者相差1岁。

  记者：您刚才提到160多名新聘学科评审组专家，请问评审专家是怎样产生的？

  负责人：国家社科基金分学科设立学科规划评审组，主要承担开展学科调查研究、制定中长期研究规划和年度课题指南、评审各类项目、参与项目中期评估和成果鉴定等任务。学科评审组专家由全国社科规划领导小组聘任，一般5年调整一次，2008年和2013年分别调整了一次，我刚才说的160名新聘专家是指去年新增补的专家。这次专家增补工作程序，是按照去年全国社科规划领导小组会议审议通过的调整原则和工作方案，由现任学科评审组专家、“马工程”首席专家、各省区市社科规划办限额推荐（以学科组专家推荐为主），采用“背对背”的推荐方式，共推荐专家3215人次，剔除重复推荐后有效推荐人数为1886人。按照“总量控制、结构优化、专业需求、优中选优、兼顾平衡”的原则，根据被推荐次数和二级学科专家缺口情况，经书面征求专家所在单位党委（党组）意见后，共遴选出446名政治上可靠、学术造诣深厚、学风优良、在学界有较大影响的知名学者，平均年龄为54周岁，一批年富力强的学术中坚力量成为学科组主体。今年首次上会的这批新聘专家，在会议评审中表现认真负责的精神和较高的学术判断水准。

  记者：今年对青年项目采取了哪些倾斜措施？

  负责人：培养科研后备力量事关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未来，多年来我们十分重视对青年人才的培养。今年我们采取了多项新政策扶持青年项目，一是将青年项目的年龄界限从39岁降低到了35岁，这在客观上减轻了青年项目的竞争压力。二是降低申报门槛，规定凡具有博士学位的人员均可申报各类项目，这给青年学者申报重点项目和一般项目提供了更多机会。三是立项指标上倾斜，要求在同等条件下优先考虑青年学者立项，青年项目指标不得用于一般项目，一般项目和重点项目指标如有剩余可用于青年项目。今年青年项目申报6729项，立项1044项，立项率15.5%，比平均立项率高2个百分点；39岁以下的青年学者共立项1657项，占立项总数的43%。四是资助经费上倾斜，青年项目资助强度比去年增加了2万元，达到20万元。参会专家认为，经过这些年的鼓励和扶持，青年学者科研实力稳步增长。

  记者：各省区市社科研究力量分布很不均衡，甚至差异很大，今年的评审在综合平衡方面做了哪些工作？

  负责人：由于进入会议评审阶段的入围课题通讯评分的分差并不大，总体水平比较接近。在这种情况下统筹考虑立项的地区和单位分布适度均衡，也是体现立项公平公正的一个重要方面。今年主要采取了以下做法：一是对立项指标超过150项的大学科，要求各省区市都要有立项，各学科要专门预留出10-15%的指标用于地区综合平衡。二是各学科组要集体商定本学科同一单位立项的最高限额，不能过于集中在少数单位。三是继续执行向西部地区倾斜政策，西部省份共立了798项，占立项总数的21%。从立项单位看，在今年的1500多家申报单位中，880家单位入围，734家单位立项，比去年增加60家，基金的覆盖面和受益面进一步扩大。

  记者：今后国家社科基金在评审工作中将有什么改进措施？

负责人：今年评审工作结束后，我们专门征求了首次参会的新聘学科评审专家的意见，他们提出了许多好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研究后吸收采纳。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完善限额申报工作，以提高申报质量为出发点，使各地各部门申报与其科研生产力水平相适应。实行网络评审后，可考虑放开限额申报。二是根据评审专家和申请人的建议，着手改进申请书的设计。比如将论证材料字数上限从4000字增加到8000字甚至更多，更加注重考察选题依据、研究重点难点、创新点，让申请人充分展现其学术视野、学术积累、学术水准和研究思路，以及运用科学的方法和手段解决问题的能力等。三是积极推进网络评审工作，提高评审信息化水平。借鉴其他基金开展网络评审的经验，开发适合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评审管理工作的网络平台。四是积极探索评审意见信息反馈机制。目前通讯评审专家只进行打分，并没有提供书面评审意见。对每年近3万项申报材料都给出具体的反馈意见，也确实有一定的难度。到底应当如何科学、有效、具体地反馈评审意见，反馈哪些意见，怎样才能更有可操作性，需要进一步听取申请人和评审专家多方面的意见。比如，反馈选题缺乏新意、论证不够充分、思路不清晰、方法不科学之类的笼统性评语，反馈后有多大参考价值也值得研究。总的来说，我们要通过不断完善国家社科基金评审立项机制，使基金管理工作更加规范化、科学化，更好地推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

【他山之石】

☆申报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几点体会

  今年，我所申报的“雅斯贝斯艺术家论研究”被全国社科规划办批准为2013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编号为：13BWW003）。总结申报的过程，主要有以下几点体会：

  第一，立足于学术前沿进行选题。在存在主义美学的家族中，雅斯贝斯的美学与艺术思想一直未受到应有的重视。就目前国内的研究状况看，仅有的十余篇（部）研究文献主要集中于研讨雅斯贝斯的悲剧思想，而立足于雅斯贝斯的整体思想并置于存在主义思潮这一学术背景下对雅氏艺术家论进行全面、深入探掘的专著至今尚未见到。此外，雅斯贝斯论述斯特林堡、荷尔德林、凡·高、歌德、达·芬奇、莱辛的文字至今尚无中译本。这或许是“雅斯贝斯艺术家论研究”能够得到专家认可的首要原因。

  第二，根据自己的学养积累进行选题。自2003年在中国人民大学攻读博士以来，我就开始关注雅斯贝斯的美学思想，2006年以《生存·密码·超越——祈向超越之维的雅斯贝斯美学》为题通过博士论文答辩。在此期间，我曾对雅斯贝斯的艺术家论作过一些研究，也曾翻译了一部分代表著作，但尚不系统、深入，更未将其作为专门探讨的对象。尽管如此，前些年的研究还是为我从事“雅斯贝斯艺术家论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或许正因为前期研究成果较为丰富，专家们才认为我有能力完成该项课题的研究任务。

  第三．科学缜密地进行课题论证。课题论证是呈现在评审专家面前的最为直观、最为重要的材料。为此，我在撰写申请书时，对课题论证部分逐字斟酌，反复修订，从研究现状、选题意义到主要内容、主要观点、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创新之处，不放过任何一个可能带来纰漏之处。或许正因为论证得较为合理，专家们才认为这个选题是可行的。

  第四，虚心听取同行的意见。我承担的这个项目，从选题到申报，都受到了文艺学学科组长姜文振教授的启发。记得去年下半年的某一天，我与姜老师在文艺学教研室交谈各自的研究方向，他建议我继续研究雅斯贝斯的艺术家论，并建议我以此为选题申报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春节后，他又对我的课题论证作了认真的推敲，并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此外，在学院召开的课题申报专家论证会上，许多专家也对我的课题论证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可以说，这在一定程度上为我申报这个课题提供了机缘，并坚定了我申报的信心。

第五，学院的统一组织为激发申报的积极性提供了外部条件。说实在的，我开始的时候对申报这个课题并没有太大的积极性，一来是因为批下来的可能性极小，二来是因为近年来自己的研究重心正逐渐转向孔子研究与老子研究。在学院就课题申报作过动员后，我意识到自己的学术研究并不仅仅是自己的事情，而且作为文艺学教研室主任也不能在这件事上拖文艺学学科和全院科研工作的后腿。于是，我决定以自己有所专长、有所积累的“雅斯贝斯艺术家论研究”为题申报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现在想来，如果没有学院的积极动员与统一组织，我可能就不会主动申报这个项目，这个项目自然也就没有被批下来的可能了。

（作者：河北师范大学孙秀昌）

☆吴仕民：中华民族中国梦摭谈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之后，在中国大地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其重要原因是，中华民族久成一体、命运与共，中华复兴是中国

各民族的百年夙愿、共同追求，在今天则更如长帆乘风、正当其时。

中国梦是和中华民族联系在一起的。中华民族是中国梦的主体，有了中华民族的共同意志、共同利益、共同奋斗，才有了中国梦。史籍上很早就用“中华”一词描绘中国大地上的民族现象。现代意义上“民族”一词在中国出现则是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民族”一词一经出现，便迅速和“中华”组合成了“中华民族”。“中华民族”恰到好处地概括了整个中国大地上的民族现象，为存在于中国大地几千年的历史事实确定了一个带有时代特色的名词。

了解“中华民族”这个词出现的时代背景，有助于深入了解中华民族的含义。1840年前，中国各民族共同生活在中国大地，交往、合作、互助、冲突都发生在这块土地上。1840年之后，西方帝国主义的入侵，使中国各族人民清醒而又痛苦地看到，自己在经济、地域、文化价值观等方面与西方有着极大的不同。帝国主义的入侵不只是针对某个区域某个民族，而是要占我国土、亡我国家、灭我种族，我们面对的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康有为1898年在一次演讲中说：“吾中国四万万人，无贵无贱，当今日在覆屋之下，漏舟之中，薪火之上，如笼中之鸟，釜底之鱼，牢中之囚，为奴隶，为牛马，为犬羊，听人驱使，听人宰割，此四千年中二十朝未有之奇变。”这慷慨激昂之词，道出的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心声。中国人也更强烈地意识到，生活在中华大地上的各民族同为一体，只有矢志同心、团结合作、同仇敌忾，才能救亡图存，延续国脉族脉。于是，“中华民族”“中华复兴”等词相继出现。可见，这些词的出现不是历史的偶然，也不是某个人的灵感，而是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必然，有力证明了中华民族本是一体。

“中华民族”一词出现后，立即为中国各民族所认同。在与西方列强生死相搏时，各民族的中华意识更是与日俱增。如辛亥革命时的1913年，内蒙古乌兰察布和伊克昭两盟王公联合通电，宣布“数百年来，汉、蒙久成一家”“我蒙同系中华民族，自宜一体出力，维持民国”。如再作稍远一点的追溯，众多少数民族都认同中华民族为自己的祖源。如十六国时期，匈奴人赫连勃勃建立了大夏国，自认是夏禹的后代；建立北魏的拓跋氏自认是黄帝的后代；清康熙帝在祭祖诗中写道：“卜世周垂历，开基汉启疆”，指明清王朝是继承了周朝和汉朝正统的。可见，各民族对中华的认同，由来已久。

我们不妨再对中华民族作一些释读：

中华民族是一个民族共同体。1939年，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这篇著作中，专有一节是“中华民族”，明确指出“中国共有数十种少数民族”，并列举了一些少数民族的名称，还使用了“中华民族的各族人民”这样的概念。可以说，中华民族的含义，中华民族与中国各民族的关系非常明确。上世纪90年代，学术界把中华民族概括为“多元一体”结构。若论每一个具体的民族，同样是多元的，有支系、有部落、有语言风习之差异。有的成为一个共同族称时，还经历过民族统一的斗争。这是中国历史和文化的产物，并非人为制造。

中华民族是一个历史共同体。打开中国历史图册，可以清晰地看到，各民族以不同方式在不同地域繁衍生息，创造着自己的历史和中华共同发展的历史。事实是，汉族最先开发了黄河流域，各少数民族开发了祖国的其他地区。一条历史的红线是，虽然在历史上各民族有时会有分有合，但对国家的认同、推进国家统一与强盛这条历史的主线代代相续。治国理念与典章制度证明了这一点，各民族对语言文字的选用证明了这一点，数千年延伸的国脉证明了这一点。

中华民族是一个文化共同体。各民族共同创造了中华民族的文化，特色鲜明、博大精深、多姿多彩，既有物质文化、精神文化，也有制度文化。“不以血缘论夷夏，而以文化论亲疏”，这种文化理念，促进了各民族的中华文化认同和民族间的亲近合作。在深厚的文化中孕育了爱中华、爱国家的民族精神，这是中华民族克服千难万险，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内在动力。

中华民族是一个亲缘共同体。共同的地域、持续地交往迁徙、文化的相互涵化、各民族的通婚，使中国各民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有基因研究表明，北方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的差别比北方汉族和南方汉族之间的差别还要小。     费孝通   先生曾讲道：“中国的各少数民族在族源上，在发展中都是密切相关联的。我们这个中华民族就是由这密切关联的各部分，在复杂的历史过程中结合成的。”他还说：“从生物基础，或所谓‘血统’上讲……没有哪一个民族在血统上可说是‘纯种’。”可见，中华民族是一个各民族相互融合、相互渗透的有机整体。

中华民族是一个命运共同体。在中华民族的发展进程中，各民族共同经历了无数的坎坷与磨难。近代之后，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给中华民族造成了空前灾难，富庶的国家、强盛的民族转眼成为国衰、族弱、民贫的“东亚病夫”。也在此时，中华民族的整体意识更为彰显、更为浓烈，很多仁人志士奔走呼号，提出要振兴中华、民族复兴。尤其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始终把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使命扛在肩上，中华民族的前程为之一新。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更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中华民族的一个优良传统在于，越是在关系国家、民族前途命运之时，越能凸显中华整体意识和团结精神。就今天来说，面对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使命，面对风云变幻的国际环境，我们更需要提升中华意识。为此，各民族应当团结一心，满怀激情、信念和真诚并肩同步，向着共同的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奋勇前进。

（作者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新时期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法制建设研究”负责人、国家民委原副主任）摘自社科基金专刊（光明日报）http://www.npopss-cn.gov.cn/n/2014/0825/c352106-2553025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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