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 研 简 报
2019年第4期（总第78期）
衡水学院科研处编印 2019年8月30日
目 录：
【科研工作动态】
● 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拟资助项目公示
● 我校5项课题获准立项为河北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 我校喜获全国教育科学规划课题立项
● 我校喜获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立项
【基金要闻】
● 中宣部 教育部 科技部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 中国社会科学院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中央军委科学技术委员会关于印发《哲学社会科学科研诚信建设实施办法》的通知
●【新华网】2019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完成集中审批决定资助项目逾4万项
●【中国青年报】解析2019年自然科学基金委项目集中评审4项新举措
●【科技日报】让“唯学术”“唯贡献”落地可操作
【他山之石】
● 李桂霞：信息技术支持下的“寓教于乐”
● 李明：炎黄文化育人的逻辑理路
● 刘利平：丝绸之路艺术学——建构丝路艺术精神和美学风范
● 范月娇：物流通道体系化建设助推共建一带一路
● 王利华：中国环境史研究为构建生态文明体系提供资鉴
● 王华倬：新时代学校体育理论体系建设的价值取向
【科研工作动态】
☆ 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拟资助项目公示
经河北省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评审，我校吴军伟、扈婧老师申报的两项课题拟立项为2019年度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科研处
2019年7月1日
☆ 我校5项课题获准立项为河北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近日接河北省自然科学基金委通知，我校邓健康老师等申报的5项课题获准立项为2019年度河北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见附件），共获资助经费36万元。
附件：2019年度河北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列表
科研处
2019 年 7月17 日
☆ 我校喜获全国教育科学规划课题立项
近日，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公布了全国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2019年度课题立项结果。我校扈春荣老师申报的“全民健身视角下大学生自主锻炼的社会支持体系研究”成功获得全国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2019年度教育部青年课题立项（项目编号：ELA190514），资助金额为2万元。这是我校首次获得全国教育科学规划课题，标志着我校教学研究水平的进一步提升。
科研处
2019年7月17日
☆ 我校喜获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立项
近日，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公布了2019年集中受理期申报项目的评审结果。我校王文书博士课题组申报的“董仲舒学术研究史”成功获得国家社科基金年度项目立项（项目编号：19BZX051），资助金额为20万元。这是我校首次获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标志着我校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领域高水平的科研项目上实现了突破。
科研处
2019年7月17日
【基金要闻】
☆ 中宣部 教育部 科技部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 中国社会科学院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中央军委科学技术委员会关于印发《哲学社会科学科研诚信建设实施办法》的通知
原标题：中宣部 教育部 科技部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 中国社会科学院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中央军委科学技术委员会关于印发《哲学社会科学科研诚信建设实施办法》的通知
中宣部 教育部 科技部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
中国社会科学院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中央军委科学技术委员会关于印发《哲学社会
科学科研诚信建设实施办法》的通知
社科办字〔2019〕10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宣传部、教育、科技（委、厅、局）、各地方省委党校（行政学院）、社科院、政府研究机构：
为了加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科研诚信建设，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科研诚信建设的若干意见》精神，哲学社会科学科研诚信建设联席会议成员单位，包括中宣部、教育部、科技部、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央军委科学技术委员会联合发布了《哲学社会科学科研诚信建设实施办法》。
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落实。
中 宣 部
教 育 部
科 技 部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
中国社会科学院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中央军委科学技术委员会
2019年5月16日
哲学社会科学科研诚信建设实施办法
一 总 则
第一条 为在全国范围内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科学精神，营造诚实守信的良好科研环境，培根铸魂，构建科学权威、公开透明的哲学社会科学成果评价体系，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关于进一步加强科研诚信建设的若干意见》等文件，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全国范围内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和社会组织，以及从事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相关人员。
第三条 科研诚信建设应坚持教育、预防、监督、惩戒相结合，教育优先、预防为主的原则。
第四条 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和社会组织应当依据本办法建设相应的科研诚信管理体系，完善管理制度和工作机制。
二 组织体系
第五条 哲学社会科学科研诚信建设联席会议是全国哲学社会科学科研诚信建设的领导机构，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负责召集，中宣部、教育部、科技部、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央军委科学技术委员会等为成员单位，按照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领导小组的部署开展工作。
第六条 联席会议职责
（一）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哲学社会科学科研诚信与信用体系建设的决策部署；
（二）组织研究哲学社会科学科研诚信体系建设的重大政策措施和重点问题，并提出意见建议；
（三）协调解决哲学社会科学科研诚信体系建设过程中的重大问题；
（四）组织开展对哲学社会科学科研诚信重大案件的联合调查与处理；
（五）指导开展有关哲学社会科学科研诚信的宣传教育活动；
（六）协调建立哲学社会科学科研诚信建设的信息共享机制；
（七）研究协调哲学社会科学科研诚信与信用体系建设有关的其他重要事项。
第七条 行业主管部门负责本系统科研诚信建设的统筹协调和宏观指导。中国社会科学院、教育部、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央军委科学技术委员会分别负责社科院系统、教育系统、党校系统、政府研究机构、军队系统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科研诚信建设的宏观指导。
第八条 哲学社会科学科研诚信建设联席会议的成员单位建立工作层面的联系人机制，就具体工作进行协调联络。
第九条 中国社会科学院设立哲学社会科学科研诚信管理办公室，作为哲学社会科学科研诚信建设联席会议的办事机构，负责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科研诚信建设的日常工作。其主要职责是：
（一）对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各单位的科研诚信管理工作进行监督和指导；
（二）组织协调相关部门调查重大及敏感的哲学社会科学科研诚信案件；
（三）负责对哲学社会科学科研诚信建设联席会议成员单位的科研诚信管理工作进行协调和对接；
（四）定期组织召开哲学社会科学科研诚信建设联席会议；
（五）组织开展哲学社会科学科研诚信工作和相关法律法规的业务培训；
（六）完成哲学社会科学科研诚信建设联席会议交办的其他工作。
三 教育预防
第十条 哲学社会科学科研诚信建设联席会议建立哲学社会科学科研诚信数据库，对科研失信行为进行记录和公示，实现科研诚信信息的公开透明，发挥社会监督作用。
第十一条 哲学社会科学科研诚信建设责任单位应当完善学术治理体系，建立科学公正的科研制度，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不骄不躁、风清气正的学术环境。
第十二条 哲学社会科学科研诚信建设责任单位应当把科研诚信和学术道德教育作为学习培训的必要内容，以多种形式开展教育培训。
第十三条 哲学社会科学科研诚信建设责任单位应建立覆盖科研活动全领域全流程的科研诚信监督检查制度，在科研项目、人才计划、科研奖项、成果发表等各项科研活动的各个环节加强科研诚信审核。
第十四条 哲学社会科学科研诚信建设责任单位应当建立科研管理信息平台，建立涵盖科研项目、学术称号等内容的科研诚信档案，建立对学术成果、学位论文所涉及内容的知识产权查询制度。
第十五条 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各单位应当建立个人科研诚信记录，在年度考核、职称评定、岗位聘用、评优奖励中强化科研诚信考核。
第十六条 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在科研活动中应当遵循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和严谨认真的治学态度，恪守学术诚信，遵循学术准则，尊重和保护他人知识产权等合法权益。
四 受理调查
第十七条 哲学社会科学科研诚信建设责任单位应建立科研诚信举报的受理、调查、处理、公布机制，应明确具体部门负责受理对本单位人员的科研诚信举报。
第十八条 对违背科研诚信行为的举报应当符合以下条件：
（一）应当实名举报；
（二）有明确的举报对象；
（三）有明确的违规事实；
（四）有客观的证据材料或者查证线索。
第十九条 被举报人所在单位接到举报或上级部门转办的举报后，应当在15个工作日内进行初步核查，确认是否受理。
第二十条 对违背哲学社会科学科研诚信行为的调查，应采取诚信调查和学术鉴定相结合的方法。诚信调查由责任单位的专门机构负责，对案件涉及的事实情况进行调查；学术鉴定由责任单位成立专门评审组，对案件的学术问题进行审查评议。
第二十一条 对引发社会普遍关注的，或涉及多个部门和单位的哲学社会科学科研诚信事件，哲学社会科学科研诚信管理办公室根据哲学社会科学科研诚信建设联席会议决定，具体组织协调相关单位分别开展或联合开展调查。
第二十二条 调查组应当在决定受理之日起180日内进行调查并形成调查报告。调查报告应当包括事实认定及理由、调查过程、调查结论等。
五 认定处理
第二十三条 在科研及相关活动中有下列情况的，应当认定为违背科研诚信行为：
（一）抄袭、剽窃、侵占他人研究成果；
（二）伪造科研数据、资料、文献、注释，或者捏造事实、编造虚假研究成果；
（三）违反署名规范，未参加研究或创作而在研究成果、学术论文上署名，未经他人许可而不当使用他人署名，虚构合作者共同署名，或者多人共同完成研究而在成果中未注明他人工作、贡献；
（四）采取弄虚作假、贿赂、利益交换等方式获取项目、经费、职务职称、奖励、荣誉等；
（五）故意重复发表论文；
（六）买卖论文、由他人代写或者为他人代写论文；
（七）虚构同行评议专家及评议意见；
（八）利用管理、咨询、评价专家等身份或职务便利，在科研活动中为他人谋取利益；
（九）其他违背科研诚信的行为。
第二十四条 对认定存在违背科研诚信行为的单位或个人，由相关部门或机构视情节轻重，给予约谈警示、通报批评、中止项目执行和项目拨款、终止项目执行和项目拨款直至限制项目申报资格、在一定期限内不接受其项目的申请等处理。
对于严重违背科研诚信行为的单位或个人，实行终身追责。
构成违纪的，依据《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暂行规定》《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等相关文件，视情节轻重给予警告、记过、降低岗位等级或撤职、开除等处分。
涉嫌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此外，按照多部门印发《关于对科研领域相关失信责任主体实施联合惩戒的合作备忘录》的相关办法进行惩处。
第二十五条 责任单位将处理完结的违背哲学社会科学科研诚信案件相关信息及时报送其上级主管部门，并在哲学社会科学科研诚信数据库进行记录。
第二十六条 各系统主管部门和责任单位要依据国家构建社会信用体系的有关规章制度对违背哲学社会科学科研诚信的主体实施联合惩戒。
六 申诉复核
第二十七条 当事人对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收到处理决定之日起30个工作日内，以书面形式向调查处理责任单位提出异议或者复核申请。
第二十八条 调查处理责任单位应当于收到申诉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作出是否复查的决定。
决定受理的，责任单位应另行组织调查组重新展开调查；决定不予受理的，应当书面通知当事人，并说明不予复查的原因。复查应当自决定受理之日起60日内完成。
第二十九条 当事人对复核决定不服，仍以同一事实和理由提出异议或者申请复核的，不予受理。
七 保障监督
第三十条 参与调查处理工作的人员应当遵守工作纪律，保守秘密；不得私自留存、隐匿、摘抄、复制或泄露涉事资料；不得私自透露或散布调查处理工作情况。
第三十一条 责任单位在调查处理违背科研诚信行为时有推诿塞责、隐瞒包庇、查处不力等情形的，主管部门应当追究相关领导责任，予以通报批评，并监督责任单位重新开展调查。
八 附 则
第三十二条 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对科研诚信建设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执行。
各有关单位依据本办法结合单位实际情况制定具体细则。军队系统实施哲学社会科学科研诚信有关办法由中央军委科学技术委员会另行制定。
第三十三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哲学社会科学科研诚信建设联席会议负责解释。
☆ 【新华网】2019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完成集中审批决定资助项目逾4万项
新华社北京8月16日电（记者胡喆）记者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获悉，根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条例》和相关管理办法的规定，自然科学基金委近日对面上项目等10类项目进行了集中审批，决定资助41752项，共资助直接费用2103070.68万元，占全年资助计划的72.51%。
据介绍，此次集中审批的项目包括面上项目、重点项目、重点国际（地区）合作研究项目、青年科学基金项目、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创新研究群体项目、海外及港澳学者合作研究基金项目（延续资助）、地区科学基金项目、部分联合基金项目（NSAF联合基金、天文联合基金、大科学装置联合基金、民航联合基金、钢铁联合研究基金）、国家重大科研仪器研制项目（自由申请）。
这些项目主要来自今年3月1日至20日集中接收期接受的项目申请。今年项目申请集中接收期间共接收2364个依托单位提交的项目申请240711项，同比增加25844项，增幅12.03%。其中，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申请增加16.66%，继2014年后申请量再次超过面上项目；地区科学基金项目、重点项目、联合基金项目、数学天元基金项目、外国青年学者研究基金项目申请的增幅均超过10%。
今年是深化科学基金改革的第一年。自然科学基金委有关负责人介绍，自然科学基金委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和技术创新工作的重要决策部署精神，深化科学基金改革，面向科学前沿，聚焦战略需求，强化原始创新，促进融通发展，规范项目管理，净化评审环境。着力推进试点开展基于“鼓励探索，突出原创；聚焦前沿，独辟蹊径；需求牵引，突破瓶颈；共性导向，交叉融通”四类科学问题属性的分类申请与分类评审试点工作，扎实做好项目的申请、评审与资助工作。
☆ 【中国青年报】解析2019年自然科学基金委项目集中评审4项新举措
中国青年报客户端北京8月16日电（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网记者张茜）记者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以下简称自然科学基金委）获悉，2019年8月14日，自然科学基金委根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条例》和相关管理办法的规定，对面上项目等10类项目进行了集中审批，决定资助41752项，共资助直接费用2103070.68万元，占全年资助计划的72.51%。
据介绍，为做好2019年评审和资助工作，自然科学基金委采取了以下措施。
一是开展分类申请和评审工作。为更精准地遴选和资助符合科学基金资助导向的创新性项目，今年选择全部重点项目和17个学科面上项目进行了分类申请与分类评审改革试点，共涉及3725项重点项目和22763项面上项目。自然科学基金委分类制定评审标准，优化各类通讯评审表格和评审要点，升级项目评审信息系统。目前，正在总结分类申请和分类评审试点工作经验，为下一步全面推广奠定基础。
二是减轻科研人员负担。自然科学基金委与财政部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完善科学基金项目和资金管理的通知》，精简信息填报和材料报送，简化项目预算编制要求，精简项目过程检查，赋予科研人员更大技术路线决策权，赋予科研单位项目经费管理使用自主权。
三是开展提高间接费用比例试点。为深入贯彻国务院关于优化科研管理、提升科研绩效的决策部署精神，开展提高智力密集型和纯理论基础研究项目间接费用比例的工作。对于试点单位获得的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创新研究群体项目和海外及港澳学者合作研究基金项目（延续资助）四类项目，在资助经费总额不变的前提下，提高间接费用占比，加大依托单位对项目经费使用的支配权，强化对优秀科研人才和团队的激励。
四是全面开展四方承诺制。自然科学基金委表示，要把维护评审公正性、净化评审环境放在极其重要的位置。严格执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条例》等规章制度和规范性文件，发布《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关于各方严肃履行承诺营造风清气正评审环境的公开信》，深入实施申报人员、依托单位、评审专家、工作人员的“四方承诺制”。
☆ 【科技日报】让“唯学术”“唯贡献”落地可操作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以下简称自然科学基金委）地球科学部（以下简称地学部）在2019年人才项目评审中悄然推行的一项新举措，因中科院院士、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周忠和的一篇文章被广泛传播。
“令人耳目一新。”周忠和在文章中高度评价。
什么变化让周忠和如此激动？自然科学基金委地学部的具体做法是：给会议评审专家每人发了一张一页纸的“基础科学研究评价的4个考虑方面”，建议专家们根据基础科学研究的主要学术贡献及其科学意义，可以选择4类学术创新中的一项或多项进行评价。
这4类学术创新如下：一是方法学创新，是否创立了原创性的科学研究方法，可被用来解决重要的科学问题；二是关键科学证据，是否为重要科学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新的、关键的、可靠的证据；三是理论认知或社会需求，是否对所在学科的认知体系或对解决重要社会需求背后的基础科学问题有实质贡献；四是学科发展，研究工作是否可以导致领域研究方向、范畴、视野（视角）的变革或者领域认知体系的显著进步，从而促进学科发展。
这4条不仅发给参加会议评审的专家，还提前发给了参加答辩的项目申请者，以便他们在准备报告时参考。
“这两年大家都在讨论破除‘四唯’，那么人才和学术评价应该‘唯’什么？基金委地学部提出的这4条，让评审专家有了相对具体、更好操作的标准，是个很好的开始。”周忠和对科技日报记者表示，作为评审专家的他有感而发，因此有了那篇被广泛传播的文章。
近两年，自然科学基金委党组不断深化改革，明确了新时期科学基金资助导向，即“鼓励探索，突出原创；聚焦前沿，独辟蹊径；需求牵引，突破瓶颈；共性导向，交叉融通”，并按照新的资助导向试点开展基于4类科学问题属性的分类申请与评审。
“目前地学部的4条是针对人才项目评审而提出的，不应与自然科学基金委提出的4类科学问题属性相混淆，可以说是后者的局部解读。”中国科学院院士、自然科学基金委地学部主任郭正堂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说。
“咱们的科技评价体系被批评了很多年，去年，几个部门发文提出反对‘四唯’，大家的共识是，科技评价当然应该是‘唯学术、唯贡献’，但学术贡献如何具体衡量？需要一个操作层面的标准。”
“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样的标准，从长远的角度逐步形成一种追求原创性科学研究的导向。”郭正堂说，“为落实新时期科学基金资助导向，从今年年初开始，自然科学基金委副主任侯增谦院士要求并带领地学部进行讨论和调研，在此基础上尝试性地就人才项目评审提出了以上4条，目的是使学术评价更具可操作性。我个人感觉，至少地球科学领域的基础研究创新应该都可以用这4条来衡量。”
郭正堂说，这并不是说论文不重要，在不涉及保密的情况下，好的基础研究成果都应该是发表出来的。他分析，目前基础研究的产出大概分4类：文章多、成果多；文章多、成果少；文章少、成果多；文章少，成果少。
“第一类和第四类在评价时很容易判断，难的是中间两种。如何甄别不同数量的论文有多大科学价值？这正是地学部提出这4条的目的。”郭正堂说，“现在一些研究工作重复性色彩偏重，原创性不足，重复性的验证工作虽然有时也是需要的，但真正具原创性的基础研究的比例亟待大幅度提高。”
“人才项目申请者在介绍发表情况时，更应该着重围绕这4条阐述自己研究工作的创新点，说明自己的贡献，而不只是谈论文数量、奖励等。评审专家应该针对这4条进行推敲、鉴别和追问。如果大家都能有这个意识，之前很长一段时间内形成的‘四唯’的惯性思维或许能慢慢改变。”郭正堂说，试想一下，如果中国这么多的科研人员每个人在一生中都能做到这4条中的1条，中国基础科研的国际地位就会大幅度提升。
“其实不光人才项目评审，成果类项目评审也可以参考。”周忠和说，评价标准的高低或具体方式可以视具体情况而定，不必照搬照抄，但道理是相通的，“同行评价过程中，只要能真正做到坚持实事求是和‘唯学术、唯贡献’的原则，具体标准可以灵活掌握、因人而异”。
“中国的科技体制改革进入了关键时期。都说不破不立，然而很多时候‘立’比‘破’难。破除陈规的同时，也要制定出科学合理、操作性强的新规，并且要不折不扣地贯彻落实。怕的是‘以文件落实文件’，空喊口号，不见行动。”周忠和最后强调。
【他山之石】
☆ 李桂霞：信息技术支持下的“寓教于乐”
【研究心得】
信息技术利用计算机科学和通信技术手段，改变了人们的认知、行为和情感，引发了教育理论和实践的深刻变革：从以教育为主导到以学习为主导，从以教师为中心到以学生为中心，从面对面教育到远距离教育，从单独学科知识到整合性知识，从对知识的掌握到反思性学习，从严谨的说教到愉悦的求知。其中，利用信息技术实现“寓教于乐”，将成为教育发展的趋势之一。
“寓教于乐”的基本含义是“乐学”，是一种使教育活动成为充满精神享受的过程。信息技术支持下的教育，利用超时空泛在化的网络手段，对综合了多种知觉、认知体验的多媒体工具加以运用，为学习者提供泛在学习环境，以及在此环境中涉及智力、感官、情感的学习体验，使学习者在快乐探索过程中不断追求自我成长与自我实现，以“寓教于乐”的方式增强教育活力，实现教育的人本主义回归。
情境创设：信息技术支持下的建构式学习
建构主义学习理论认为，学习是意义的主动建构过程，学习者在一定情境中通过意义建构方式获得知识技能、习得经验。传统教育模式以教师为中心向学习者传授知识，学习者在被动接受过程中通过机械孤立的记忆掌握知识，忽视了学习过程中自我意义的建构。信息技术支持创设多样化的学习情境，教育主体从以教师为中心转变到以学习者为中心，教学过程由“课堂讲授——学生听课、笔记、复习——考试、检查”转变为“创设学习情境——学生主动探索——协商讨论——意义建构”。在此过程中，学习不再表现为单一的行为，而是多元变化的情境创设过程，每个学习者都是教育活动的主体，自发主动地参与教学活动，构建丰富多元的学习情境，探索未知的学习领域，唤起好奇心和乐趣，激发灵感和想象力。信息技术支持下以学习者为中心的意义建构，使学习者不断发展自身的适应力和接受能力，提高组织力，潜在地获取创造力。
时空泛在：信息技术支持下的个性化学习
个性化学习关注每个学习者的不同特点和个性差异，发展个体的优势潜能。传统教育的教学方式不可能适应每个学习者的智力水平、理解能力与知识基础，只有发挥教育的主体性功能，充分满足个体需求，使教育的个性化得以真正实现，学习的兴趣才可能发生，有效学习才能自然地实现。信息技术支持下的大规模在线教育，以不同的内容、形式、风格与途径为学习者提供个性化时空，学习者可以依据自身的需求、兴趣与天赋，按照自己的意愿和安排，明确学习目标、选择学习内容、确定学习方法、把握学习进度，通过自觉地建构自我认知体系并积极内化，获得知识技能。此时，信息技术支持下的教育被终身学习、灵活性、自觉意识的理念所塑造，学习不再仅仅与掌握知识相关，更重要的是在变化的社会中使人们产生学习兴趣，享受学习过程，知道如何学习并有强烈的自我认同感。
经验感知：信息技术支持下的体验性学习
一般来说，人类有许多不同层次的认知，最深刻的认知通常发生在个体对某事有恰当的体验时，这种认知以一种可感知的、生动的、隐性的形式在个体内心编码，成为个体完整精神结构的一部分，在适当的时候转化为知识、技能、价值、情感，使个体精神逐步趋于完善。信息技术支持下的学习，通常包含着不寻常的经验，它会为学习者带来丰富的、沉浸式的、难忘的个人体验，在这种体验中，认知和情感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思想和身体共同运行，学习成为积极参与体验的过程。目前，各种数字艺术体验展、数字3D影视展、VR虚拟现实体验等项目日益增多，它们为学习者提供技术与艺术融合的场景，使书本上枯燥的文字变成虚拟的景象，带给学习者感官上的冲击。学习者在体验过程中获得对事物的认知，用一种直接与感性的方法，理解所经历的以及相关的知识，将乐趣变成学习的组成部分，丰富自身阅历，提高学习效率，实现学习与生活、体验与成长的统一。
情感互动：信息技术支持下的协作式学习
协作式学习是在同伴间或一定群体范围内开展的学习活动，也被称为团队学习。协作学习有利于促进学生认知能力的发展，有利于学习者健康情感的形成。传统教学模式下学习者少有机会与同行进行跨时空的交流，而在信息技术支持下，学习者可以通过网络连接，突破时空的界限，进入全球交互式的学习环境，这种数字化、合作式的学习方式，支持所有学习者通过竞争、协同、角色扮演等方式构建学习共同体，通过共享的方式，在交互的学习中习得易迁移、情境性的内容。在信息技术支持下的协作学习中，每个人都是学习的参与者，都是他人的协助者，学习者相互帮助，共同进步，提高社会交往能力。这种方式可以满足学习者互动需求，引导学习者更好地处理人际关系，获取来自社会的情感支持，在交互的环境中体会社会多元化，激发学习兴趣，携手适应未来。
思维开放：信息技术支持下的非线性学习
线性学习是指学习者沿着事先设计好的教育轨道进行学习，传统教学模式通常是以线性学习方式进行的。信息技术支持下的学习以超文本超媒体的方式突破了线性学习模式局限，学习者依靠信息技术，检索可借鉴的学习资源，这些资源是相关的信息节点，节点之间形成文本的立体网络，表现为文本、图像、声音、动画、视频，也可以是其中几项的组合体。学习者可以通过超链接的方式从任意一点进入学习内容，并从一个内容跳跃到另一个内容，根据兴趣灵活掌握多方面知识。非线性学习的发散性特点，可以激发学习者的联想思维，吸引学习者的注意，引发学习者的好奇心，形成积极美好的情绪体验，为学习者选择适合自身的学习资源、制定属于自己的学习方案、形成科学高效的学习开拓思路。
（作者：李桂霞，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社会教育功能及实现路径研究”负责人、哈尔滨学院副研究员）摘自：光明日报国家社科基金专刊
☆ 李明：炎黄文化育人的逻辑理路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人民的精神家园。中华民族有着五千多年的文明历史，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明。炎帝、黄帝是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炎黄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根祖文化、龙头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基因，代表着中华民族特有的精神标识，为凝聚海内外炎黄子孙、维系国家团结统一、促进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
炎黄文化的时代价值
古人云：“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炎黄文化作为一种力量，既是历史的又是当代的，既是民族的又是世界的，既是有形的又是无形的，它之所以具有生命力，除了本身精神特质外，还具有以下独特的时代价值。
坚定文化自信。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文化自知是文化自信的基础和前提，关注研究炎黄文化，把炎黄与中华民族的关系、炎黄精神与中华精神的关系、炎黄文化与中华文化的关系讲清说透，能够从本源和根脉上寻找力量，以文化自知、自重、自觉促进文化自信。
涵养主流价值。文化是价值的载体，价值是文化的内核。从根本上说，任何一种文化产品，都内隐着一种独特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能在不知不觉中启人心智、涵育德行。坚持以文化人、以文育人，汲取炎黄文化的思想精华和道德精髓，将其纳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全过程，有利于促进炎黄文化从文化形态向价值形态转化，形成价值观认同的“最大公约数”。
培固民族精神。自古以来，以炎黄文化为龙头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始终是中华民族不可摧折、难以磨灭的精神维系。炎黄二帝在其缔造中华民族、创建中华文化和中华文明过程中，逐渐形成一种独特的精神基因——炎黄精神。深入挖掘炎黄文化中蕴含的精神财富，进行合乎时代精神的阐发运用，有助于更好地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
炎黄文化的研究逻辑
文化的力量是贯穿人类社会历史演进的经络，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进步之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的今天是从中国的昨天和前天发展而来的。要治理好今天的中国，需要对我国历史和传统文化有深入了解，也需要对我国古代治国理政的探索和智慧进行积极总结。”炎黄文化历经世代传承积淀，又在不断推陈创新中赓续绵延。这些年，炎黄文化的研究力作频出，传承发展炎黄文化取得了很大进展。与此同时，也出现了碎片化、原始化、孤立化研究等问题。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正确定位炎黄文化研究的思路与方向，在以下方面破题答卷。
系统化研究。从新的视角考察分析，可将炎黄文化研究升级为“炎黄学”，系统研究和阐释炎黄文化的价值观念、思想主张、文化命题等，用“学”梳理出学界关于炎黄文化的基本脉络，促进炎黄文化“再生性发展”，用“学”打造炎黄核心学术生产力，凝聚几代学人的研究共识。
时代化演绎。紧跟时代步伐，贴近时代需求，全面历史辩证、客观科学礼敬地对待炎黄文化，结合新的时代和实践要求进行扬弃继承、转化创新，在原生性基础上推动炎黄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好融入当下、服务今人。
大众化传播。创新话语表达，深刻解读炎黄文化的久远历史、丰富内涵、鲜明特色、进步思想，对炎黄文化进行精炼化“提纯”、通俗化“变脸”、形象化“加工”，深入浅出揭开抽象、深奥的面纱，还原其具体真实的本相，让更多的人理解和认知炎黄文化，传播和发展炎黄文化。
炎黄文化的育人理路
炎黄文化研究需要着眼于人、落脚于人，服务于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育新人，就是要坚持立德树人、以文化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高人民思想觉悟、道德水准、文明素养，培养能够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探究炎黄文化育人理路，要在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中落实好以文化人、以文育人的要求，努力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学科育人。学科与育人从来就是相依并存的。《礼记》云：“师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诸德也。”学科化是一种“结构性支撑”，是一个由教材、课程、教学、科研、人才梯队等诸多环节组成的多维价值统一体。建设炎黄学学科，要把炎黄学由“学问之学”转变为“学科之学”，由“知识逻辑”转变为“价值逻辑”，将人们心中的炎黄情结和以炎黄为内核的民俗文化、民族心理、价值观念等，建立在科学系统的学理基础上，通过系统化学科建构，引导青年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教学育人。教学是一种德性实践，其本体功能在于育人。苏格拉底认为，“德性即知识”。发挥炎黄文化育人效应，就要落实党中央“推动高校开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必修课”和“开设中华文化公开课”的要求，树立教学本位意识，推进炎黄学进课堂，发挥课堂教学主渠道作用，将学术成果及时有效转化成教学内容，集中式、系统化、持续性地传播炎黄文化，讲清楚炎黄文化的历史渊源、发展脉络、基本走向，讲清楚炎黄文化的独特创造、价值理念、鲜明特色，让炎黄学文化不断走近青年学生，为培养时代新人提供源源不断的精神给养。
教材育人。教材是规范教育、育人育才最主要的遵循，建设什么样的教材体系，核心教材传授什么内容、倡导什么价值，体现国家意志，是国家事权。彰显炎黄文化育人价值，就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华传统文化的“四个讲清楚”为基本原则，全面梳理炎黄文化的基本脉络和实质内涵，把研究成果转化为教材形式，正确处理教材编写过程中权威性、统一性、创造性之间的内在关系，不断增强教材编写、推广和使用的协同作用，在教材建设中彰显炎黄文化独特的文化传统、价值体系、民族色彩和历史进程。同时，规范教材语言表述，努力做到通俗易懂，让学生从中了解文化变迁、触摸文化脉络、感受文化魅力、汲取文化精髓，为以文化人、化成天下提供丰厚滋养。
学术育人。勤教善研，寓教于研。梅贻琦曾指出：“办学校，特别是办大学，应有两种目的：一是研究学术，二是造就人才。”大学育人的特质是学术育人。学术育人，需要有计划、有组织地开展炎黄学研究，通过考察各种文献，对各类经、史、子、集等古籍进行系统梳理，对炎黄文化源流进行发掘整合，对“颂古、信古、疑古、释古”的学术思潮及其研究成果进行提炼归纳，把基本问题搞清楚，把常识问题讲明白，使炎黄文化返本开新。要重视典籍文本的开放性和解释者的创造性，以人类学、民族学、文化学视角，深度研究阐释神话、传说、民间故事、文化遗存及考古材料、出土材料的独特价值，把炎黄文化中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和思想理念弘扬起来，夯实炎黄文化育人的学术基础。
管理育人。文化育人不是文化的单向传递，而是管理的多维表达。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注重文化浸润、感染、熏陶，既要重视显性教育，也要重视潜移默化的隐形教育，实现入芝兰之室久而自芳的效果。”坚持以文化人、以文育人，就要运用融入式、嵌入式、渗入式的方法手段，将炎黄文化融入教育教学、社会实践、校园文化、管理服务和制度建设等全过程，形成浓厚的学术氛围、丰富的文化生活、和谐的人际关系、文明的生活方式、良好的校园环境、共同的价值取向，为学校事业发展注入强劲动力。要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培育大学文化精神，搭建文化活动平台，创设文化实践渠道，建设高雅文化环境，用文化滋养心灵、涵养德行、引领风尚。
（作者：李明，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炎黄学概论”课题组成员、信阳师范学院研究员）摘自：光明日报国家社科基金专刊
☆ 刘利平：丝绸之路艺术学——建构丝路艺术精神和美学风范
近代以来，在丝绸之路研究中，对相关艺术成果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丝绸之路艺术的分门类或局部性研究中。尽管部分研究如敦煌艺术研究已经取得相当深入的成果，但将丝绸之路艺术作为相互关联的整体和艺术史研究，则刚刚起步。
在数千年的丝绸之路历史中，作为贯穿始终的交流媒介，艺术扮演了重要角色。丝绸之路艺术以特殊的言说方式，表达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和民心相通的理念。丝绸之路艺术不仅是丝绸之路各门艺术的简单相加和组合，也不仅是沿线国家艺术现象与成果的静态呈现和归纳，它是人类在丝绸之路交往上创造、交流、融汇、相互影响所生成的新的艺术样态和存在形态，这是人类艺术史上独一无二的现象。对丝绸之路艺术研究进行理论层面和实践操作上的纵深拓展，使之形成一门新的交叉学科“丝绸之路艺术学”，将成为丝绸之路艺术新的理论视域和研究平台，从而形成丝绸之路艺术研究的整体性和大局观。
以“丝绸”为标识的文化交融形态
丝绸之路艺术的概念界定与广义层面上的丝绸之路概念密切相关。众所周知，狭义层面上的丝绸之路，指的是由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所界定的丝绸之路概念，即指西汉时由张骞出使西域开辟的以长安为起点，经甘肃、新疆，到中亚、西亚、南亚，并联结地中海地区的陆上通道。而广义层面上的丝绸之路，不只是“丝绸”的交易之路，也不只是单纯的地理概念，而是以“丝绸”标示和命名的连接亚、欧、非的物质交流之路和文化交融之路，是人类经过几千年拼搏共同开拓出来的历史发展之路。丝绸之路艺术不单指“美术”或“造型艺术”，还包括建筑、绘画、雕塑、音乐、舞蹈、戏剧、纺织染缬和服饰、工艺器物、民间艺术、写本艺术、书法等具有艺术特质的众多领域。以此为据，丝绸之路艺术即指人类在丝绸之路物质和文化交流过程中情感需求的艺术表达及其现象和成果，包括艺术活动、艺术样态、艺术作品和艺术接受及其相互影响等。占据其核心的是不同艺术之间相互影响、融合新质从而催生出的新的艺术现象。丝绸之路艺术学，正是试图以此概念范畴而建立的新的艺术交叉学科。
碰撞与融汇：丝路艺术生成的机制
丝绸之路沟通了人类在“轴心时代”形成的精神文化之源，汇成了世界文化巨流。甘肃的河西走廊成为汇聚几大文明的文化走廊，特别是敦煌，成为其中的精神高地。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人类的精神元典在“轴心时代”形成后各自发展，等待着历史契机进行沟通。丝绸之路的出现并不断延伸，贯通了包括古埃及文明、古印度文明、古巴比伦文明、中华文明和古希腊文明在内的人类精神文化源头，激发出新的文化精神，影响了人类的历史进程和文化思想。正如汤因比在《人类与大地母亲——一部叙事体世界历史》中所指出的，“最迟从公元前4世纪开始，欧亚大平原东端的游牧民族就已同中国北方的燕国发生了直接的接触”，“在那一度秩序井然的欧亚大平原上穿越往返的使团，其文化上的作用远较政治上的成果重要得多”。
汤因比指出的人类沿着丝绸之路进行的精神文化交流，正是不同文明相互碰撞、融汇进而衍生出新的文化因子的重要途径。借助这种途径，艺术得以相互融通并形成新的艺术样态、艺术类型和艺术作品。丝绸之路艺术呈现出的丰富性与差异性、关联性与传承性，正是不同艺术融会贯通的结果。因此，丝绸之路艺术是不同艺术之间不断变化发展进而相互融通的发展过程，所呈现出的艺术生成机制是动态的，发展进程也是绵延伸展的。这种特殊的艺术生成机制，构成了丝绸之路艺术范畴及其复杂的外延和内涵。丝绸之路艺术学正是以此为基点来衡量，它是涵盖了不同文明体的艺术，如美索不达米亚艺术、巴比伦艺术、亚述艺术等；不同地区艺术，如欧亚草原艺术、波斯艺术、东方艺术、中亚艺术、西亚艺术等；不同宗教艺术，如琐罗亚斯德教艺术、摩尼教艺术、基督教艺术、佛教艺术、印度教艺术、道教艺术等；不同民族艺术，如苏美尔人的艺术、粟特人的艺术、俄罗斯艺术、阿拉伯艺术等众多艺术因子的综合艺术学科。
促发艺术史观范畴的思考
以往出版的通行艺术史，如温克尔曼的《古代艺术史》，巴赞的《艺术史》，《剑桥艺术史》，修·昂纳的《世界艺术史》中，既没有对“丝绸之路艺术”这一重要艺术现象作出整体观照，也没有将其视为人类艺术史上相互关联的研究对象，因此一些重要艺术现象和艺术品没有被纳入艺术史建构的序列。丝绸之路艺术学对丝绸之路艺术的丰富现象和有机联系进行整体观照，探寻其中涵盖的历史文化和艺术史信息，促使人们对以往世界艺术史的逻辑起点、逻辑关系、要素结构和艺术史观进行重新思考。深层次来讲，以往艺术史受到建构世界艺术史过程中存在的西方中心主义的影响，对艺术现象的取舍服从于欧洲中心的艺术史逻辑，造成某些艺术史与艺术现实相背离，这种现象随着丝绸之路艺术研究的进一步深入而逐渐凸显。
可以说，丝绸之路艺术学的建立将会进一步推进世界艺术史重写的发展进程，至少可以部分改写世界艺术史，重新诠释人类艺术史的逻辑，重新绘制新的艺术版图，这对世界艺术史的重新建构无疑具有理论上的启发和完善价值。
为当代艺术理论融通提供启示
作为人类历史上重要的艺术活动及其成果，丝绸之路艺术不仅是艺术史应该充分关注的，也是艺术学理论、美学研究应该充分关注的。丝绸之路艺术以多样的、未特定性的“语言”和表达方式，承载了人类在漫长历史时空中复杂的文化内涵和丰富的精神情愫。对丝绸之路物质与精神现象的关系及其艺术表达的重新认识，对丝绸之路艺术类别、介质、载体、传播途径及其与人类史关系的整体观照，有可能触发对艺术学理论中一些问题的重新思考和阐释，为当代艺术理论的融通生成提供启示。
具体来说，丝绸之路艺术学研究重点关注的问题包括：艺术属性和功能的“未特定性”与“艺术一般”的关系，精神匮乏和情感抚慰与艺术发展的内在动因；艺术的“复功用性”与价值多维性的关系；艺术的统一性与差异性、世界性与地域性的关系，艺术的神圣性与世俗化的关系，艺术“边界”和艺术的暂时功能与恒久属性之间的关系问题，等等。这些问题的探讨有助于回答丝绸之路艺术研究的一些重要命题，如丝绸之路艺术对于人类发展有什么重要意义？丝绸之路的艺术发展通过怎样的交流融合与相互影响进而出现新的艺术样态和现象？作为一个整体，丝绸之路艺术怎样艺术地、多样地表达了人类几大文明的交汇及其精神情感，其宏观、中观与微观变化的演进如何？有哪些值得总结和珍视的艺术现象和经验？在当时具有怎样的积极意义，对后世产生怎样的深远影响？丝绸之路艺术交流的丰富性及古今相通性，可为当代人类艺术发展提供怎样的借鉴？这些问题如果结合丝绸之路艺术的历史进行艺术人类学还原，或许能为当代人类艺术发展和艺术学理论创新，提供新的启示。
丝绸之路艺术学通过研究体例和范式的创新，突破以往广而泛的研究局面，整合并把握丝绸之路艺术交流和相互影响的总体面貌和深层关系；将研究方法和研究手段的突破与艺术史观的突破与学理性的突破结合起来，使丝绸之路艺术精神转换为可理解的“语言”。丝绸之路艺术学的倡导和建设，有可能打破国际社会长期存在的“中心—边缘”观念和“边缘依附中心”的思维定式，发现并挖掘各民族在丝绸之路上的艺术表达特点和成就，重建丝绸之路艺术精神和美学风范，部分地改变世界艺术史的研究格局。
（作者：刘利平，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敦煌艺术典型符号研究”负责人、西北师范大学副教授）摘自：中国社会科学报国家社科基金专刊
☆ 范月娇：物流通道体系化建设助推共建一带一路
物流通道是指在一定的区域空间中，为提供全程物流服务，将一种或多种运输方式且方向一致的干线运输线路（如高速公路、国道、干线铁路、干线水路及航空线路等）、物流节点（如港口、机场、货站、物流园区、物流中心、保税物流中心等）、物流设备及物流信息线路等在相关物流服务机构的有效管理下实现有机结合的综合物流服务系统。
物流通道承担了货物全程的、包括运输在内的所有物流服务功能，它的建设与全域贯通对沿线区域经济发展起着重要作用，是沿线区域之间经济联系的桥梁，是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协同发展的重要依托。在开放型经济中，物流通道作为开放的区域空间子系统会促使生产要素、经济主体沿物流通道形成集聚态势，并且随着物流政策的推进和先进物流技术的应用及信息化发展，在服务水平、服务范围等方面将得以不断提高和拓展，对沿线经济规模产生引导和反馈作用，从而引导着沿线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
交通设施联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点内容。物流通道体系是交通基础设施的骨干系统，构建和实施效果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意义重大。近6年来，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合作，大力发展海陆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目前已逐渐构筑了以“丝绸之路经济带”“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空中丝绸之路”为依托，以“陆海新通道”为桥梁，以“数字丝绸之路”为支撑的海陆空全方位国际物流通道体系的基本形态，即可视为1.0版，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层面。
“丝绸之路经济带”陆路国际物流通道体系，以公路与铁路干线、铁路货站、（保税）物流园区或中心等为主体。“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六廊”在原有沿线各国和地区干线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基础上，与我国合作，进行了“六廊”物流通道的贯通性建设。主要通过铁路和公路干线联通沿线国家和地区，在沿线建设物流节点（铁路货站、物流园区、物流中心、保税物流园区或中心等）实现除运输以外的其他物流活动，支持沿线区域贸易流通。据2019年4月《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进展、贡献与展望》报告，中老铁路、中泰铁路、匈塞铁路、雅万高铁等建设取得重大进展，泛亚铁路东线、巴基斯坦1号铁路干线、中吉乌铁路、中尼跨境铁路已进入建设日程。中国已与“六廊”沿线7国铁路公司签署《关于深化中欧班列合作协议》，目前中欧班列累计开行数量超过1.4万列，已连通亚欧大陆16个国家的108个城市。同时，中国加入《国际公路运输公约（TIR公约）》，中蒙俄、中吉乌、中俄、中越国际道路直达运输试运行，连霍至俄罗斯圣彼得堡港高速公路、白沙瓦—卡拉奇高速公路、喀喇昆仑公路等干线公路建设与改造，也成为“六廊”物流通道的公路干线。此外，“六廊”沿线的物流节点也得到快速建设，除了我国枢纽城市依托铁路的建设完善物流节点功能外，如中哈物流基地、莫斯科向日葵物流园区、乌兰察布七苏木中欧班列枢纽物流基地、满洲里综合保税区、广西靖西万生隆国际商贸物流中心、加尔各答国际物流基地、迪布鲁格尔物流园区等“六廊”沿线的枢纽型物流节点已陆续建设和投入运营，逐步推动“六廊”物流通道全程一体化物流服务。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国际物流通道体系，以海运线路和港口为依托。2017年6月发布《“一带一路”建设海上合作设想》，是以中国沿海经济带为支撑，共同建设三条经济通道，即经南海向西进入印度洋和地中海，共建中国—印度洋—非洲—地中海蓝色经济通道；经南海向南进入太平洋，共建中国—大洋洲—南太平洋蓝色经济通道；积极推动共建经北冰洋连接欧洲的蓝色经济通道。目前中国与47个沿线国家签署了38个双边和区域海运协定。我国港口与世界200多个国家、600多个主要港口建立航线联系，海运互联互通指数位列全球第一；中国参与比雷埃夫斯港、汉班托塔港、瓜达尔港、蒙巴萨港、哈利法港二期集装箱码头等34个国家42个港口的建设经营，目前部分已开港运营。海上国际物流通道已基本贯通“一带一路”沿线大部分沿海国家。
“空中丝绸之路”国际物流通道体系，以航线和机场为依托。《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进展、贡献与展望》报告显示，中国与126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双边政府间航空运输协定。与卢森堡、俄罗斯、亚美尼亚、印度尼西亚、柬埔寨、孟加拉国、以色列、蒙古国、马来西亚、埃及等国家扩大了航权安排。近6年来，中国与沿线国家新增国际航线1239条，约占新开通国际航线总量的69%。加之近年在跨境电子商务发展对航空物流产生大量需求的推动下，国际空中物流通道体系也逐步形成。
“一带一路”现代国际大物流通道体系，以“陆海新通道”为依托，以“数字丝绸之路”为支撑。“陆海新通道”主要通过国际铁海、国际铁路联运线路和跨境公路运输线路，使重庆与中南半岛实现连通，也将使中国大部分区域与东南亚、欧亚大陆、非洲等相连接。截至2019年3月底，国际铁海联运班列已通达全球71个国家、166个港口，共开行901班；国际铁路联运（重庆—河内）班列开行67班；重庆—东盟跨境公路班车发车846次。目前“陆海新通道”已与中欧班列实现联通，成为衔接海上和陆上物流通道的重要桥梁。同时，“数字丝绸之路”也得到了积极推进，中国与国际电信联盟签署《关于加强“一带一路”框架下电信和信息网络领域合作的意向书》。除了依托“一带一路”原有通信网络开展沿线物流各环节之间的无缝衔接、通关电子化服务，我国还与信息化发展较弱的国家展开合作，如中缅、中巴、中吉、中俄跨境光缆信息通道建设取得明显进展，与西亚部分国家签署丝路光缆合作协议，构成支撑“一带一路”国际物流通道体系的信息物流通道。
古丝绸之路发展的历史经验启示我们，依托交通通道形成的贸易、文化交流是有历史性和延续性的，其中物流通道的畅通保障了贸易畅通，维系了民心相通，亦加强了文化交流。“一带一路”倡议实施近6年来，我国本着“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积极与沿线国家和地区合作建设交通干线和枢纽型物流节点，初步打造了联通沿线的国际物流通道体系1.0版，也体现了“互联互通”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成效。为了进一步促进与沿线国家和地区的互联互通，急需加强软硬件及智慧物流建设，全面推动“一带一路”国际物流通道体系逐步迈向2.0版。
为此，一要重视“物流实体通道”中可以分担、分流的干线基础设施的建设与完善，特别是陆上“六廊”之间的联通，应重视铁路和公路干线的并行建设，以干线公路为辅助，实现部分经济流通量大的区域间分流，以提升货物流通效率；同时应注意方向一致的区域之间海陆空国际物流通道运力资源的协调，避免因时间或物流成本等因素导致陆上物流通道过度拥挤而海上物流通道资源冗余的现象。二要完善“物流实体通道”中的物流节点体系和智能化，不仅应考虑在“一带一路”建设一些枢纽级的（保税）物流园区，也应逐步建设便于集疏货物的区域级物流中心、公铁与铁水转运物流中心等，形成服务于全程的多层级物流节点体系。同时应对物流节点因地制宜地投入自动化、智能化设施设备，推动提高国际物流通道整体运作效率。三要推动“物流信息通道”向智慧化层面推进。运用大数据和云计算，服务于国际物流通道数字化信息平台建设，实现不同主体之间供需信息自动匹配、物流通道全程实时信息跟踪、通关电子化与智能化。这不仅可以保证物流通道各环节之间有效衔接并提高效率，促进双向物流发展，也可以有效降低全程物流服务成本。
（作者：范月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一带一路’倡议下国际物流通道建设及其区域空间效应研究”负责人、华侨大学副教授）摘自：中国社会科学报国家社科基金专刊
☆ 王利华：中国环境史研究为构建生态文明体系提供资鉴
历史学是人类独有的理解生命、认识社会和探究世界的方式，是一门与时俱进、历久弥新的学问。环境史作为一个崭新分支，积极回应社会对环境问题的关切，视域不再局限于人类社会，而是致力于探究人与自然的既往关系，与“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中国传统史学精神最相契合，在努力走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的今天，尤具知古鉴今、资政育人的特殊功能。
生态文化体系建设的基础工作
当今世界不断增长的人类生存发展需求与地球生态系统有限承载能力的矛盾日益尖锐，文明正在经历严峻考验。中国共产党纵观历史、现实和未来作出建设生态文明的抉择，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项建设事业不断加速推进。
现实是历史的延续和发展。人类每前进一步，既要挣脱历史的羁绊，更需凭借历史的垫筑，文明的道路始终需要历史理性之光烛照。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是一场格天彻地的巨大变革，具有空前广域性和复杂性，更离不开既往经验借鉴和历史理性导引。系统总结环境历史经验，揭示人与自然关系演变规律，构建中国特色环境史学，为构建生态文明体系提供思想知识资鉴，是新时代赋予历史学者的新使命。
中国环境史研究是生态文化体系建设的一项重要基础性工作。它的主要任务并非为攻克当前突出性、急迫性环境难题提供手到病除的灵丹妙药，而是通过既往事实研究帮助人们了解环境问题的历史复杂性，避免思想认识和实践行动的“短视”“片面”和“简单化”。中国国情特殊，环境问题具有压缩性、结构性、复合性和叠加性等诸多不利特征，环境保护曾经长期处在应急状态，故与环保科技、工程、产业、法制等相比，偏于软性的生态文化建设略显滞后，环境史研究更待加强。最近十多年，环境史学发展逐渐加快，具体个案探讨已取得一定成绩，但对传统生态智慧和环境历史经验的总结和阐释还不够。时至今日，中国特色环境史学理论方法、概念话语的系统建构还未完成，优质学术文化产品供给不足，因而，构建中国环境历史知识体系已是一个相当紧迫的任务。
中国环境史应具有通史性
编纂通史性质的中国环境史，应当努力达到以下目标。
一是深度解说自然环境作为先在的客观条件之于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根本意义。环境史区别于其他史学研究的最大特点之一，是将自然环境诸多要素纳入历史叙事，实证考察大自然在人类生存和社会发展中的角色和作用。重建历史时期中国自然环境面貌无疑是环境史编纂的重要任务，但更重要的工作是努力揭示气候、地貌、土壤、河流、湖泊、陆地、海洋、植被、动植物种……众多结构性环境要素及其变化如何历史地规约中华民族的生存发展——既提供条件亦构成障碍，塑造不同时代、区域和民族的物质经济体系和社会文化风貌。
二是系统讲述自然环境作为生命活动场域如何伴随中国文明历史进程而不断改变。任何时代人类活动都必须依托于一定地域空间和自然条件。人类主要通过文化机制适应环境、利用资源，谋求生存和发展。在漫长历史实践中，人类在千差万别的自然条件下创造了各种生产方式、社会组织、政治制度、工具技术和物质设施，形成了不同生活习惯和思想观念，对自然界施加愈来愈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在推动文明发展进步的同时亦造成自然环境发生巨大变迁。系统讲述中国古今环境变迁，揭示其背后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驱动力，反思人类不当活动所带来的环境后果，有助于认清当今环境生态危机的历史根源与本质。
三是全面总结中华民族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和保护自然的优良传统及其历史成果。绵延5000多年的中华文明孕育着丰富的生态文化，它们既是古老中国文明不曾发生严重中断的历史奥秘，也是中华民族继续生存发展的文化基石。成千上万年来，中国先民以“实用理性”“神话宗教”“道德伦理”“诗性审美”等不同认知方式认知自然、理解生命，自然观念、生物知识、家国乡土情感、山水田园审美、自然资源保护……形成了丰富的历史积淀。它们曾经深刻影响了先人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状态，是宝贵的文化遗产，应当基于生态文明建设需要进行系统整理、精萃提炼和创造性转化，使之发挥唤醒自然情感、培养生态品格、化育道德人心、倡导绿色生活的积极作用。
四是深入揭示中国自然环境与社会文明彼此因应、协同演变的历史过程及其规律。中国疆土幅员辽阔，自然环境复杂，生态系统多样，民族文化多源，斯土斯民的生命活动经历多个历史回旋周期：从莽莽荒原上的点点篝火、“满天星斗”的新石器文化到文明国家诞生，从黄河轴心时代中原文明之花率先盛开、南方区域发展繁荣到百川汇流、多元一体中华民族文明格局最终形成，具有不同自然特征和资源禀赋的众多区域陆续整合统一。这一历史过程波澜壮阔，时间漫长，机制复杂，既非自然环境自行演化，亦非人类社会独自发展，而是包括自然系统和人类系统众多复杂因素的相互作用、彼此反馈和协同变迁。紧扣人与自然关系主题，围绕中华民族生存发展主线，追寻5000多年文明生态足迹，不仅重构思想知识体系，深化中国历史认识，而且可能基于历史经验建立一种“广域生态观”，为优化国土空间开发布局，调整区域流域产业结构，促进地区协同、优势互补，最终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永续发展，提供有价值的资鉴。
树立新的历史价值观
环境史研究必须坚持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原则，以马克思主义人与自然关系思想及其在中国的创造性发展成果——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作为指导。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定的具体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受肉体组织制约的他们与自然界的关系。……任何历史记载都应当从这些自然基础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出发。”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又指出：“自然界，就它本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不断交往的、人的身体。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也就等于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由此可见，经典作家是以人的生物学生命与自然的关系作为第一前提来建构历史观念的，并把自然界视为“人的无机的身体”。习近平同志继承马克思主义人与自然关系思想，吸收中国传统生态智慧，结合当代环境保护实践经验，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完整理论体系。他反复指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山水林田湖草是一个生命共同体”，要求“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并且特别强调生态环境保护对民生的意义，这些重要思想为中国环境史研究提供了指导。
环境史应以“人是什么”作为学理思考的逻辑起点，以“生命”作为第一主题词，这就必须明确人首先是一种生物，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依靠大自然而存活，与其他生命形式和环境因素构成彼此依存的“生命共同体”，因应环境史研究应以生存需求作为思想焦点、以生命关怀作为精神内核展开历史叙事和问题论说，这才符合马克思主义人与自然关系思想和历史认识论。
与以往历史研究不同，环境史研究不只在理论上承认自然环境对人类历史的作用，更在行动上把众多自然事物和环境因素及其变化纳入实证考察对象。它批判根深蒂固的“人类中心主义”同时摈弃极端“生态中心主义”，坚持“以人为本”原则同时强调“生命共同体”理念，既反对罔顾其他物种的生命价值也反对完全脱离人的生存需要讨论环境问题。它还努力超越简单因果律和机械决定论，尝试以复杂性思维透过时间纵深认识人的自然与文化双重属性，考察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的因应——协同关系，寻找文明的自然之根、自然的文化之魂，揭示环境生态问题的历史根源，从而帮助人们从历史维度深刻体认生态文明建设这一根本大计的深远意义，树立自然道德与人类道德有机统一的新价值观，自觉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守卫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根基。
（作者：王利华，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多卷本《中国生态环境史》”首席专家、南开大学教授）摘自：中国社会科学报国家社科基金专刊
☆ 王华倬：新时代学校体育理论体系建设的价值取向
学校体育是学校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承担着“育体”为主、“育德、育智、育美、育劳”五位一体的重要使命。学校体育理论既是对学校体育实践的理性认识，也是对学校体育实践的理论指导。基于时代特征与自身发展需要，对新时代学校体育理论体系建设予以审思，有助于促进学校体育良性发展。
坚持“扎根本土”的价值取向
中华文明悠远而深厚，中华民族创造的丰富多彩的体育文化，诸多先贤对自然、社会、人、身心等方面的深思，共同孕育了极具民族特质的中国古代体育教育思想，并以“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的世界”的文化底色形态传承至今。虽然现代学校体育源起于西方，经东瀛传入我国，并在百余年的教育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亦须看到，由于不同的哲学认知基础差异，及近代历史原因所导致的文化自信缺失，深层次的民族特质冲突若隐若现地始终存在于我们的头脑和实践之中。我们不能割裂历史，抛弃一个民族存在之根本，以追求文化的“西方转向”，那么文化、思想的本土继承，就必然是学校体育理论体系建设的基础选项。这里的扎根本土，不是“闭关锁国式”单一的学校体育理论建设路径，而是针对中华民族体育文化传承和本土学校体育实际问题有选择的继承与发展，是“与时俱进”不断扬弃的本土继承，是与世界体育文化发展和谐共生、互相促进的本土继承。
坚持“面向国际”的价值取向
秉持国际视野已成为新时代学校体育理论体系建设的内在要求，其在逻辑层面具有双重含义，一是借鉴与吸收，二是传播与推广。首先，对国外学校体育发展的理论、经验等方面的借鉴、吸收与融合，将有利于新时代学校体育理论体系的建设。这一层面的融合需要立足于自身发展所面临之现实困境及未来发展所需之理论支撑。快乐体育思想、终身体育思想、体育学科核心素养等学校体育理论、思想、观念的引入与相应实践探索，是此方面的有益尝试，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学校体育社会需要与主体需要相结合特色的形成。其次，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背景下，借助共建“一带一路”等对外开放重大机遇，将我国学校体育文化、思想融入国际学校体育理论研究之中，在助力世界范围内学校体育理论研究多元化发展的同时，对于增强“自者”学校体育理论本土传承的文化自信，推广与传播中国体育文化，亦具有深远的意义与价值。
坚持“引领学科”的价值取向
学校体育学以学校体育现象为研究对象，是以学校体育发展规律的揭示为“学术使命”，以学校体育实践的健康运行为“现实任务”的一门学科。学校体育作为一门学科独立存在的历史虽然不长，自1983年我国第一部学校体育学著作（教材）问世，迄今不过30余年，但学校体育作为学校教育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学校教育的一门课程，却有相当长的历史，至少可以说自1903年清朝政府颁布《奏定学堂章程》以来，学校体育就一直存在于我国学校教育实践中，且随着学校体育实践的发展，其理论也得到了不断进步和丰富，并逐渐发展为一门学科。学校体育学科建设具有“庞而杂、宽而广”的特征，涉及哲学、教育学、体育学、心理学、生理学、社会学、管理学等诸多学科，并且随着历史进程的推进，呈现出动态性与创生性并存的特征。这就需要学校体育理论自觉承担起引领学校体育学科发展的使命，要有与时俱进的精神追求、对未来学校体育学科发展的理性前瞻及对多学科庞杂内容的整合，以实现学科的独立发展，从而突破学校体育学科发展原创性不足、指导性不强、学科分化不清、本土特色缺失等现实困境，实现学校体育学科的目的性、有序性、科学性发展。
坚持“兼容并包”的价值取向
新时代学校体育理论体系建设应该坚持多元发展道路，克服“单一”发展诱发的研究视域局促与狭隘的问题，撷取多元理论碰撞的火花，以求实现理论体系的系统性建构与持续性发展。随着国际融合与本土继承的和谐与互促，学校体育理论的发展多元性，不仅表现在对国外学校体育理论、经验的借鉴与吸收层面，也表现在现时段我国学校体育理论的多元发展层面。我国幅员辽阔、历史悠久、民族众多，在经济、文化等层面“先天”表现出地区、民族的巨大差异性，这就决定了学校体育理论建设体系必须尊重这些差异性，在厘清理论体系建设指导思想的前提下，允许不同理念主张共生共存，共同服务于学校体育发展与教育发展的需要。由改革开放后学校体育理论的发展历程可知，正是多元化的理论碰撞，推动我国学校体育理论由“引进”逐步走向自主建构，由学科依附逐步走向独立发展。
坚持“紧扣实践”的价值取向
学校体育学本身是实践性突出的学科，学校体育理论体系的建设须认真考虑实践之“实用性”，即如何将具有指导性、前瞻性的理论研究与具体实践操作相衔接。这是学校体育理论体系建设在“理论—实践”层面必须关注的重要问题。“实践性”问题是当下学校体育理论发展的“痛点”，实践层面的问题（诸如学生体质健康、体育态度、运动参与等）长期未得到有效解决，已成为制约学校体育理论发展的现实瓶颈。学校体育理论体系必须遵从“上下联通”的逻辑原则，高层次理论必须通过低层次理论与办法落地生根，实现理论体系建设与实践操作的紧密结合，避免“为理论而理论”的现象发生。如此，学校体育理论体系自身建设将更具生命力，对发展将更具解释力，对实践将更具指导力。
（作者：王华倬，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外学校体育思想史整理与研究”首席专家、北京体育大学教授）摘自：中国社会科学报国家社科基金专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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