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 研 简 报
2019年第3期（总第77期）
衡水学院科研处编印 2019年06月27日
目 录：
【基金要闻】
● 2019年度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公示名单
● 关于征集2019年度工程与材料科学领域重大项目立项建议的通告
● 2019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研究专项申报公告
【他山之石】
● 实施食品安全战略需要法治保障
● 城市“三生空间”优化与统筹发展
●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道”与“术”
● 脱贫攻坚背景下的设计参与扶贫——基于江口的考察
● 和谐医患关系的心理实质
● 数字劳动：美好生活的新课题
【基金要闻】
☆ 2019年度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公示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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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度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公示名单.doc
☆ 关于征集2019年度工程与材料科学领域重大项目立项建议的通告
为进一步做好重大项目的立项和资助工作，工程与材料科学部根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面向科技界征集重大项目立项建议。
一、重大项目立项定位
1、科学探索中具有战略意义，具有研究特色或优势，有望取得重大突破的前沿性基础研究；
2、国家经济发展亟待解决的重大科学问题，或对国民经济或对未来产业发展具有重要影响或有重大应用前景的基础研究；
3、面向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目标，或具有广泛深远影响的科学数据积累等基础性工作。
二、立项建议书主要内容
1、立项依据，特别是研究的科学意义和必要性；
2、科学目标、拟解决的关键科学问题、围绕解决关键科学问题拟开展的主要研究内容及学科交叉性；
3、预期可能取得的突破性进展；
4、与国家其他计划的关系。
三、注意事项
1、立项建议书中学科代码填写工程与材料科学部所属代码（“E”字母开头）；
2、重大项目的有关规定请参考“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管理办法”；
（http://www.nsfc.gov.cn/publish/portal0/tab475/info70234.htm）
3、请于6月30日前将“重大项目立项建议书”WORD格式电子版（见附件1）发至工程与材料科学部综合与战略规划处联系人电子邮箱，同时，将“重大项目立项建议书”纸质材料（1份）寄至工程与材料科学部综合与战略规划处。
四、联系人信息
联系人：张建华 苗鸿雁
电子邮箱：zhangjh@nsfc.gov.cn
联系电话：010-62326887
通信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双清路83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工程与材料科学部综合与战略规划处
邮政编码：100085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工程与材料科学部
2019-5-31
☆ 2019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研究专项申报公告
经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领导小组批准，现就做好2019年度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研究专项（以下简称研究专项）申报工作的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项目宗旨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全国教育大会、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围绕着力解决好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个根本问题，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组织动员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深入研究思想政治理论课基本规律和重大问题，推动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推动构建中国特色思想政治理论课研究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二、资助对象、数量和额度
研究专项面向全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和军队院校政治教员设立，鼓励在一线从事思想政治理论教学科研工作的骨干教师和青年教师申报。2019年资助课题100项，每项资助20万元。
三、申报条件
申请人须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法律，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价值取向和研究导向，遵守国家社科基金有关管理规定；能够独立开展研究工作，学风优良；具有中级以上（含）专业技术职称，或者具有博士学位。
在研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负责人不得申请研究专项，申报2019年度国家级科研项目的负责人及其课题组成员不得以相同或相近选题申请研究专项，承担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项目的负责人不得以相同或相近选题申请研究专项。
凡以博士学位论文或博士后出站报告为基础申报本次研究专项，须在《申请书》中注明所申请项目与学位论文（出站报告）的联系和区别，申请鉴定结项时须提交学位论文（出站报告）原件。不得以已出版的内容基本相同的研究成果申请本次研究专项。
申请人所在单位须设有马克思主义学院或政治教研室，设有科研管理部门，能够提供开展研究的必要条件并承诺信誉保证。
四、申报时间
申报时间为2019年6月18日至7月26日。各地社科管理部门、在京委托管理机构须于8月2日前将纸质版《申请书》和《活页》（各一式6份，A3纸，双面打印，中缝装订）、电子版《申请书》光盘、申报材料汇总表报送至我办，申报材料汇总表电子版发送至我办邮箱gzbzxzz@126.com，逾期不予受理。
五、申报程序
申请人下载《2019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研究专项申请书》（见附件2）和《2019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研究专项课题论证活页》（见附件3），用计算机填写。将填好的申请书（一式6份）交所在单位科研管理部门审核、签署意见并盖章。
各省（区、市）社科管理部门受理本地区普通高校的课题申报材料，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社科管理部门受理兵团所属高校的课题申报，教育部社科司受理中央各部委所属在京普通高校的课题申报，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受理中国社科院大学的课题申报，全军社科管理部门受理军队院校的课题申报。全国社科工作办不直接受理个人申报。
各地社科管理部门、在京委托管理机构和高校科研管理部门要牢固树立政治意识、责任意识和质量意识，加强对申报工作的组织、指导和协调，严格审核申报资格、申报质量、前期研究成果的真实性、申请人及课题组的研究实力和必备条件等，并签署明确意见，维护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权威性和严肃性。
六、其他事项
申请人可根据研究实际需要自主确定科研团队，申请时可以不列出参与者。
申请人可根据《2019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研究专项选题指南》（见附件1）自行设计具体题目。鼓励根据研究兴趣和学术积累申报自选课题。自选课题与按《课题指南》申报的选题在评审程序、评审标准、立项指标、资助强度等方面同等对待。项目完成时间一般为2年。
申请人应按照《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管理办法》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资金管理办法》（详见我办网站）的要求，根据实际需要编制科学合理的经费预算。
申报课题须按照《申请书》和《活页》要求，如实填写材料，保证没有知识产权争议，不得有违背科研诚信要求的行为。凡存在弄虚作假、抄袭剽窃等行为的，一经发现查实，取消五年申报资格，如获立项即予撤项并通报批评，列入不良科研信用记录。
课题负责人在项目执行期间要遵守相关承诺，履行约定义务，按期完成研究任务，结项成果形式原则上须与预期成果一致；获准立项的《申请书》视为具有约束力的资助合同文本。最终成果实行匿名通讯鉴定，鉴定等级予以公布。除特殊情况外，最终研究成果须先鉴定、后出版，擅自出版者视为自行终止资助协议。
附件：
1.2019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研究专项选题指南.doc
2.《2019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研究专项申请书》.doc
3.《2019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研究专项课题论证活页》.doc
4.《2019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研究专项申报材料汇总表》.xls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
2019年6月13日
【他山之石】
☆ 实施食品安全战略需要法治保障
实施食品安全战略、推进食品安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食品安全法治道路，更好发挥法治在食品安全战略实施中的保障作用，构建统一高效的食品安全监管体制，形成严密高效的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治理体系。
“固根本”的法治保障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入实施健康中国战略和食品安全战略，深入谋划食品安全法治，全面修改《食品安全法》，制定《土壤污染防治法》，加快修订《农产品质量安全法》《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和《土地复垦条例》，推进粮食法、肥料管理条例等立法进程，强化食品安全监管行政问责制度和监督回应制度，建立以司法追究为主、行政追究为辅的违法失职行为责任追究体制，更好发挥法治在食品安全战略实施中“固根本”的作用。
2015年新修改的《食品安全法》规定“食品安全工作实行预防为主、风险管理、全程控制、社会共治，建立科学、严格的监督管理制度”，确立了食品安全法治发展的基本原则，强调推进食品安全多元共治，明确多元共治主体分工。
明确政府作为第一责任主体的地位。针对目前存在的问题，政府监管应从以下方面着力：一是应将注重事后处置转变为注重事前预防性监管，坚持预防为主的食品安全监管理念。二是明晰不同执法主体权责，建立统一的执法协调机制。目前的执法主体有市场监督管理、卫生、农业等诸多职能部门，可能造成互相推诿、形成监管盲区的弊端。现行《食品安全法》规定县级政府对当地食品安全负总责，应明确不同执法主体的监管职责，建立食品安全委员会，负责统一协调食品安全执法。三是将食品安全纳入地方政府政绩考评内容，建立严格的食品安全追责制度。
《食品安全法》规定，食品生产经营者应当依照法律、法规和食品安全标准从事生产经营活动，保证食品安全，诚信自律，对社会和公众负责，接受社会监督，承担社会责任。还应依据《食品安全法》建立诚实经营和利益同向、违法经营和利益逆向的奖惩制度，规范食品经营者的行为。
食品行业协会应制定相应行业规范和行业标准，与政府进行互动式沟通交流；新闻媒体对食品安全事件的曝光，对督促相关部门履行监管职能和企业落实社会责任起到重要作用，也拓宽了民众对食品信息的知情权；社会公众作为食品安全最深刻的感知者，要参与到食品安全政策和食品安全标准的制定中来，举报违法食品生产经营者的行为，弥补政府监管力量的不足，让违法经营者没有藏身之地。
“稳预期”的法治保障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践行食品安全法治，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落实“最严谨的标准，最严格的监管，最严厉的处罚，最严肃的问责”要求，制定实施“体制统一、法治统一、标准统一、执法统一、形象统一、文化统一”标准，开辟了食品安全法治实践新境界。要以《食品安全法》为基础，更好发挥法治在食品安全战略实施中“稳预期”的作用。
建立食品安全风险交流制度。目前，我国《食品安全法》《食品安全信息公布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对食品安全风险交流制度作了初步规定，但只是单向的信息搜集。鉴于食品安全本身的复杂性，应建立双向互动式的食品安全风险交流制度，包括信息公开、信息共享平台和信息回应机制等。
健全食品安全风险评估制度。一是建立独立的食品安全风险评估机构。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与食品安全风险管理在职能上分离，可以减少评估过程中行政主体与评估主体的利益冲突，确保评估主体在风险评估过程中作出科学的判断。还应构建促进多元主体参与的风险交流机制，这就需要专家和公众的参与。专家对食品安全风险的知识和信息进行专业化评估，可以防止行政主体在应对食品风险时滥用行政裁量权；公众通过切身感受参与到风险评估过程中，一方面可以使专家在公众的监督和参与作用下，避免受到某些利益群体或行政机关的左右，另一方面能够正确认识潜在的食品风险，增进公众对风险评估结果的可接受性，有利于行政决策的实施。二是完善食品安全教育制度。通过有效传播食品安全信息，使食品安全的参与者有更加全面的认识。《食品安全法》将食品安全知识纳入国民素质教育范围，增加了普及食品安全的相关法律及常识、开展食品安全公益宣传等内容。
“利长远”的法治保障
以《食品安全法》为基础，实施食品安全战略，推进食品安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更好发挥法治在食品安全战略中“利长远”的作用。对于国家而言，要把食品安全上升到事关国家长远发展的战略高度，确保食品安全是国家兑现对人民群众负责任的庄严承诺，是“法治国家、法治社会、法治政府”的必然要求，是稳定社会、经济、法治秩序的基本保障，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安全的食品犹如千里之堤的“蚁穴”，纵使眼前危险看不出来，却能从长远上毁坏堤坝。风物长宜放眼量，要防微杜渐，防患于未然。
对于企业而言，要不惜代价保证食品安全和质量。创造响亮品牌，是企业拓展生存空间的长远之计。做大做强企业，最终靠的是产品质量和信用。没有食品安全，必然导致产品质量和信用低下，逐渐丧失信誉而被淘汰出局。对于消费者而言，要谨防病从口入。大部分不安全食品具有隐蔽性和潜伏性，其危害显示出来需要一段时间的积累。要采取相应措施，从源头消除不安全食品，这是事关消费者生命健康安全的长远之计。
（作者：徐明，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医学生命科技的法律规制创新研究”负责人、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教授）摘自：社科基金专刊(中国社科报)http://www.npopss-cn.gov.cn/n1/2019/0508/c373410-31073011.html
☆ 城市“三生空间”优化与统筹发展
空间是物质存在的基本形式。生产、生活、生态三种功能空间（以下简称“三生空间”）基本涵盖了人们物质生产和精神生活中的空间活动范围，是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基本载体。“三生空间”的利用状况既是人类在特定政治、经济、社会、自然条件和技术背景下进行活动的空间反映，又是城市社会经济活动发展的基础和制约因素，也是城市问题产生的根源之一。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城市生产与生活活动对于空间的需求日益高涨，“三生”空间利用的失衡已经造成环境污染、生态系统功能退化、生活空间设施配套不全和缺少活力等问题。研究“三生空间”内在运行机制，优化“三生空间”布局，统筹“三生空间”发展，对于推进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理论和现实意义。
城市“三生空间”的优化目标与路径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促进生产空间集约高效、生活空间宜居适度、生态空间山清水秀”的要求，为“三生”空间的优化指明了方向。
生产空间主要是用于生产经营活动的场所，以承载工业生产和服务功能为主，主要涉及工业、物流仓储和商业商务服务用地。生产空间效率的高低主要依赖于生产空间上所承载的产业质量，不同的产业不仅在其产出效率上存在差别，而且经济增长所依赖的生产要素的贡献也存在差别。不断促进城市产业结构的高级化、高端化，扩大占地面积少、高附加值产业的比重，是提升城市生产空间利用效率的主要手段；研究各种高效产业发展的空间特征，吸引高附加值产业在城市中的聚集，是提升生产空间效率中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不同空间区位由于周边聚集产业和公共服务设施的类型和规模不同，其区位条件对不同产业带来的经济利益也会产生差别。因此，地尽其利、地尽其用是空间资源优化配置的核心，优化生产空间的组合关系及其空间布局，也是提升城市生产空间利用效率的有效途径之一。而空间作为一种生产要素，按照经济学中成本最小的要素组合条件，在一定技术背景下，空间资源越稀缺，价格越高，非空间要素对空间要素的替代程度就越深，越促进对空间的集约利用。
生活空间与承载和保障人居有关，是以提供人类居住、消费、休闲和娱乐等为主导功能的场所，不仅涉及城市居住用地，还涉及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和商业用地。生活空间的宜居状况主要通过其安全性、便捷舒适性、环境亲切友好性等来体现。其中，安全性是城市生活空间品质的基石，舒适便捷的空间环境是宜居生活的外在体现，环境亲切友好是可持续发展的宜居生活的内在要求。打造宜居生活空间，首先需要增强生活空间的监督力度和安全防卫能力，营造生活空间的安全氛围。其次，要根据不同时代、不同生活水平、不同类型居民对于学校、医院、超市、菜市场等生活服务设施的类型、数量、质量以及布局等各方面的差异化需求，围绕居住空间打造配套完善的便捷生活服务圈。最后，要重视新时代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后对于街边公园、社区休闲设施的增长需求，为城市居民创造更高功能和品质、环境更加优美的生活空间。
生态空间是为城市提供生态产品和生态服务的区域，是保障城市生态安全、提升居民生活质量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主要涉及森林、草原、湿地、河流、湖泊、滩涂、岸线等国土空间。建设山清水秀的生态空间，首先需要敬畏自然、尊重自然，重视生态红线区域对于生态环境保障的基础地位，科学划定生态红线，并研究完善对于生态红线管控的政策和配套制度，以传导责任压力，激发保护动力，严守生态空间的最重要、最核心部分——对生态红线区域的强制性严格保护。其次，要把握好生态系统调节机能的有限性，依据地区资源环境承载力、生态敏感度等限制性因素来约束城市发展规模和开发强度，使城市社会经济发展规模、结构和增长速度与城市资源承载能力和生态环境容量相匹配。最后，科学布局城市生态空间，强化山水林田湖系统保护，增强湿地、水域、森林、草地等生态用地的自然修复能力和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环境保障功能，提升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
“三生空间”的内在联系与统筹发展
“三生空间”既相互独立，又相互关联，具有共生融合、制约效应。生产空间的集约高效发展，为生活质量和生态服务功能的提升提供了更多的发展空间和发展模式的选择，是实现生活空间宜居和生态空间山清水秀的经济保障支持。宜居适度的生活空间既需要足够的生产空间为其提供就业场所和经济产出支持，也需要山清水秀的生态空间提供丰富多彩的生态产品来满足人们对物质和精神生活的要求。生态空间提供的生态服务自我调节能力约束了生产、生活空间的发展规模和方向。在国土空间绝对规模相对稳定的情形下，任何空间比例的增大都意味着其他空间的减少，“三生空间”比例失调是引发城市病的主要根源之一。粗放式的生产空间利用，生态空间的不足，将会割裂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循环关系；生产与生活空间比例的失调，生活空间的压缩，会引发住房和生活设施用地供给的减少，从而引发房价过快上涨。因此，优化生产、生活、生态空间，需要统筹“三生”空间互动的用地结构关系，促进“三生空间”比例规模协调发展。
明确界定各种功能空间是现代主义城市空间优化的核心思想。受限于工业时代各种空间近邻的负外部性影响，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也在不同程度上造成了城市各功能空间的有机联系被割裂。改革开放以来，各地不断建立各类开发区，大规模远离城市建成区的工业用地连片开发，大面积的居住新区扩展，生产与生活空间的分割，既降低了城市的生产效率，也降低了城市宜居的程度，引发交通拥堵、生态环境破坏等问题。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城市各类空间邻近之间的冲突性不断降低，城市“三生空间”的可融合性更强，促进“三生空间”的适度融合发展，使城市中被分割的空间重新建立其有机的联系，是城市空间优化和统筹发展的重要任务之一。
在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受自然和历史条件、人们认识的局限，三类空间在城市空间形成与演化中的地位和作用有所差别，并决定城市空间最终的演化目标。农业文明时代，生产和生活空间仰仗于生态空间的充裕和丰富多彩构成的本底基础，城市生产活动规模有限、内容单一，生活空间居于主导地位。工业文明时代，工业生产不断向专业化、规模化方向发展，城市空间形成与演化主要由生产空间所主导，不断扩大的生产空间造成对资源环境的掠夺和生态空间不断被蚕食，生活空间被挤占，人与自然、生产和生活的共生性秩序严重失衡。由后工业文明时代走向生态文明的时代，山清水秀的生态空间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基础和重要载体。生态空间的基础性和约束性作用，决定了城市生产和生活空间的优化，应是在生态空间约束下的生产和生活空间的协调发展。在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理念下，需要倒逼城市按照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原则来优化城市生产空间的格局和产业结构，提高土地利用强度，促进产业结构从低效、高污染的产业和生产方式向绿色产业、绿色生产转变，以消除经济活动对于城市生态文明建设的消极影响。而以人为本，满足新时代我国人民从“物质文化需要”到“美好生活需要”的转变，也需要倒逼城市发展转型，将以生产空间为主导的工业时代的空间优化模式，向生态优先、生活空间主导、生产—生活—生态空间统筹协调的空间优化模式转变，以构建一个高效、宜居、美丽的城镇空间结构。
（作者：江曼琦，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城市生产、生活、生态空间优化”首席专家、南开大学教授）摘自：社科基金专刊(中国社科报)
☆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道”与“术”
【研究心得】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思想政治理论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青少年阶段是人生的‘拔节孕穗期’，最需要精心引导和栽培。”在现代社会，知识容量的迅猛增长、教育对象的特性变化、教育场域的深刻变迁都给上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提出了新的要求。从根本上看，能否适应这些新的变化、新的要求，能否给教育对象带来精彩课程，关键在于授课教师能否把握高校思政课的教学规律。对此，我们基于对高校思政课的“道”与“术”的深刻把握，能够加深对这一论题的理性认识。
传“道”解惑：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核心内容
这里所指的“道”，是理想信念的坚定之道、认识世界的正确之道以及改变世界的科学之道，三者从理想层面、智识层面、实践层面上共同构成高校思政课的核心内容。
在高校思政课中，坚定大学生对共产主义的信仰与对社会主义的信念，贯穿高校思政课始终，是评判高校思政课质量与成效的关键指标。高校思政课要传好信仰之道，使大学生以更加能动、自觉的面貌投身于中国实践，使大学生更好地认识到自身与社会、国家的价值联结，进而更好地发掘人生价值、实现人生意义。
高校思政课要将正确的认识世界之道传递给学生，使学生更好地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与方法，更好地认识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中国制度与中国文化，从历史、理论、现实三个层面上加深对客观世界的认识，让大学生更加透彻地认识世界、读懂中国、把握时代。
马克思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高校思政课需要在教导大学生正确认识世界的基础上，将自身的认识转化为现实的行为，进而投身于改变世界的事业中。高校思政课要引导学生做到“知行合一”，传递好改变世界之道，让学生在生活中体会真理的魅力，在现实中感受发展的脉搏，在创造中发挥自身的才智，在实践中贡献更大的力量。
教亦多“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策略选择
上好高校思政课，教师是最为关键的角色。教师只有深度对接教育对象的学习需求，深度契合教育对象的心理特性，才能吸引学生积极参与思政课的学习，才能切实提升“到课率”“听课率”与“抬头率”。
高校思政课教师在授课的过程中，不能停留于教材内容的简单传授，而是要做到立足教材并高于教材，提升课堂的学术质量、学术水平与学术魅力。部分教师未能在课堂中运用好学术资源，未能提升课堂的深度，使课堂变得乏味、无味、无趣，学生便游离于课堂之外，高校思政课的成效也便由此降低。因而，高校思政课教师必须用好学术、用对学术，以学术的解释力来提升学术对课堂的影响力。
要运用好话语的艺术、授课的艺术与引导的艺术。高校思政课教师要把握好教材话语与教学话语、文本话语与生活话语、学生话语与学习话语、冷门话语与热门话语等话语方式之间的关系，综合运用能够感染学生的话语方式；运用好授课的艺术，做到生动形象，营造出一种思想的现场感、历史的现场感，增强学生的体验感与获得感；运用好引导的艺术，既有直接引导又有间接引导，令学生如沐春风、豁然开朗。
置身于技术快速发展的时代，高校思政课教师要学会运用技术提升教学效果。除了运用翻转课堂、网络直播、线上学习平台、数据库等技术手段之外，还要主动适应大数据、人工智能、5G、云计算的技术潮流，着眼于课堂内容质量的提升，让技术为高校思政课增添源源不断的活力。
推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道”与“术”的深度融合
高校思政课教师既要传“道”，也要善“术”。高校思政课教师使命重大、任务艰巨，必须认识与把握“道”与“术”之间的辩证关系与内在关联。传“道”与善“术”是不可分割的，“道”的传递需要“术”的辅助，“术”的价值在于推动“道”的入脑入心。高校思政课教师应当主动适应、积极作为，结合自身教学特色与教育对象需求，准确把握高校思政课的授课规律，将“道”与“术”有机结合、内在贯通。
“道”与“术”相融合才能最大程度提升高校思政课的实效性。高校思政课实效性的根本判定标准在于学生是否真学、真信、真懂、真用，我们必须要树立以学生为中心的评价导向，避免简单从课时数、评教分数等量化指标入手的评价导向。实际上，“道”与“术”有机融合是推动学生真学、真信、真懂、真用的有力支撑。并且，学生相信“道”、肯定“术”是对高校思政课教师更为根本的评价标准。
推进高校思政课“道”与“术”的深度融合需要久久为功、持续努力。在高校思政课中，“道”与“术”的深度融合不是简单的加法或组合，而是有机地融合。对于不同类型的传“道”需要，要辅之以不同“术”的支撑，高校思政课教师要基于实际情况进行精准判定与深入分析。对于不同学科背景的学生而言，“道”与“术”的融合需要也不尽相同。因而，高校思政课教师应当在把握教学方式“普遍性”的基础上，进一步把握各自教学过程中的“特性”，将二者融通起来，探索出适应教学需要、适应学生发展需要的高校思政课教学内容体系与方法体系。
（作者：项久雨，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思想政治教育的主客体关系研究”负责人、武汉大学教授）摘自：社科基金专刊(光明日报)
☆ 脱贫攻坚背景下的设计参与扶贫——基于江口的考察
党的十八大以来，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决定性进展。全国农村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从2012年底的9899万减少到2018年底的1660万，贫困发生率从10.2%下降到1.7%，有153个县脱贫摘帽。但在精准扶贫精准脱贫过程中，贫困地区人居环境、人口结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正面临结构性变化，这些变化贯穿于人们的生产、生活、生态等多个方面，这对建立稳定脱贫长效机制提出了挑战。
设计参与扶贫的概念与内涵
在党中央确定的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方略指引下，各地在扶贫实践中探索出金融扶贫、生态扶贫、电商扶贫等多种扶贫模式。国内设计界对设计参与扶贫同样作出了回应，主要从实践层面通过为村庄整治提供设计方案、非遗再造、传统工艺再设计等方式带动脱贫。但在研究领域，并没有对设计扶贫的概念和内涵作出清晰界定。
2018年4月，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与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设计组织、机构、企业以及院校在我国杭州良渚共同发布了一份《设计扶贫宣言》，首倡“设计扶贫”，提出运用设计力量为扶贫做贡献。这是设计界第一次对设计扶贫的正式回应。2018年9月，我国工信部出台设计扶贫三年行动计划，第一次提出设计扶贫概念。在脱贫攻坚大背景下，所谓设计扶贫就是把设计纳入扶贫工作体系中，通过设计创新改进扶贫开发方式，充分运用和发挥独创、道德、情感、美学的设计力量来助力脱贫。设计扶贫的理念主要是“以设计尊重并发扬多元的人文生态，推动健康的产业生态和营造可持续发展的环境生态”，这与生态扶贫的功能定位及精准扶贫的扶贫目标相契合，强调通过设计创新在经济、社会、环境领域形成良性循环，有效提升产业活力和生命价值。设计参与扶贫的路径主要包括提供解决方案、品牌建设、乡村风貌或公共设施改观设计、非遗再造、乡村特色旅游产品和服务设计、田园社区建设等多个方面。
设计参与扶贫的江口探索
贵州江口位于贵州省武陵山集中连片贫困地区，交通闭塞，土地碎片化，产业结构单一，2014年贫困发生率达19.85%。基于对县域资源和村域贫困现实的总体性把握，该县先人一步，通过设计实践深度发掘本地资源与特色文化，寻求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探索了一条利于形成脱贫长效机制的新路。
用资源创建区域品牌。江口境内有“天下名岳之宗”的世界自然遗产梵净山，属于联合国“人与生物保护圈”成员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境内的4条主要河流和99条溪流均为II类以上水体、全县森林覆盖率达到73.56%、有汉、土家、苗、侗、羌等19个民族，少数民族人口占60.84%，但生态脆弱性导致了生态贫困。国际成功案例表明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福利存在互补性，这种密切联系对高度依赖自然资源开发的农村贫困地区的贫困家庭尤为重要。如何在环境保护与脱贫之间找到平衡点，江口设计先行，通过与省地质调查院和相关公司合作，结合空间结构和产业规划设计了从面到点的一体化解决方案。以梵净山申遗为契机，创建梵净山区域品牌，打造梵净山文创产品、梵净山民族民俗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梵净山地理标识，逐步形成以“梵净山珍”为品牌的绿色健康养生系列产品。利用梵净山区域品牌，集聚梵净山自然资源、宗教和多民族文化，把“神奇的山、干净的水、清新的空气”与独特文化资源转化为生产力。
以区域品牌推动健康产业发展。对于生态资源比较充裕的江口而言，如何让生态资源成为确保脱贫的有效资本，并有效防止返贫呢？基于对全县经济、地理、资源、气候、文化等因素的分析，江口确立了以区域品牌为核心的县域-村域联动产业联盟发展模式。一是发展旅游产业，用市场机制配置生态资源，利用社会资本挖掘生态资源价值。引进13家旅游企业，创建景区、中国传统古村落和乡村旅游示范点，形成面点结合的旅游产业群。二是发展规模化生态农业，整合扶贫资金重点扶持生态茶、猕猴桃、冷水鱼、中药材和蔬菜项目。例如，2018年，江口引进贵茶集团，吸纳17家茶叶生产企业加入贵茶产业联盟。贵茶集团负责研发、技术指导、标准认证、茶叶深加工、品牌设计和市场开拓，加盟企业、合作社和农户负责茶叶种植和粗加工，建立闭环产业链，在景区周边山区开发茶园，实现“茶旅”互动，促进产业发展良性循环。
通过设计创新激活乡村价值，营造可持续发展的环境生态。梵净山周边的自然村落风景优美，少数民族居多，由于长期交通闭塞、生活贫困而保留了古朴民风。少数民族文化传统、典型的两层木质吊脚楼、长桌宴、篝火舞会等都是其独特的文化资源。综合汇集梵净山周边丰富的人文和自然资源，通过设计创新重新赋予乡村新的生产、生活、生态模式。例如，寨沙侗寨通过打造侗族风格的钟楼，吊桥、广场、舞台、民族博物馆等公共设施和建筑景观，为特色生态旅游发展打下坚实基础。虽然木质吊脚楼是侗族的传统建筑，但年久失修加上人畜混居，人居环境脏乱差，政府通过开展环境卫生运动消除人畜混住现象，同时整合扶贫资金和农户扶贫小额贷款引导农户自觉参与脱贫行动。通过对原建筑进行复建，统一建造卫厕设备，招商引资发展民宿，不仅人居环境得到极大改善，还拓展了农户就业增收渠道。2018年，侗寨实现总收入1.5亿元，人均纯收入3.8万元，实现了整村脱贫。
结论与启示
江口设计参与扶贫的实践为中西部生态环境脆弱贫困地区环境保护和扶贫提供了示范，也为建立精准脱贫与乡村振兴衔接机制提供了可行方案。
设计创新是扶贫脱贫的有效手段。扶贫开发和生态保护是我国西部地区社会发展所面临的两项主要任务，两者在空间上存在高度重叠，如果找不到解决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办法，单一的生态环境保护或扶贫政策都不能从根本上消除对生态环境的过度依赖。生态与发展是辩证统一的关系。设计创新具有的独特优势可以形成一种综合自然资源和传统文化汇聚而成的创造力，通过对各种资源组合、包装、品牌打造、产业提升推进产业规模化，最终把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把区域品牌优势转化为区域竞争优势。
通过多元设计创新，实现人文生态、环境生态与产业生态的融合。基于精准扶贫过程中积累的县域村域资源、环境、产业和人文数据，通过一体化设计可以为异地搬迁居民提供教育、医疗、养老、社区等综合解决方案。江口梵净山景区居民整体搬迁案例为设计整合并引导资源解决社会公共问题、改善人居环境提供了借鉴。在尊重民族文化基础上，设计可以引导特色产业参与农产品的价值提升过程，通过延伸产品价值链提高产品附加值，贵茶的闭环产业链模式是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的有益探索；此外，面向贫困地区人群提供精准的设计项目，对衰败村落进行公共空间重塑，对乡土文化进行再造提升，可以形成支撑乡村振兴这一动态系统整体性发展的动力。
设计参与扶贫有利于建立农户参与的利益联结机制，提升农户内生动力。在设计参与扶贫过程中，面对区域或乡村文化生态、空间、秩序变化、环境压力，可以通过设计创新为农户参与扶贫提供原动力。一方面，以产业为主导，根据不同产业特点设计农户参与机制和参与方法，实现不同主体之间的利益联结。另一方面，通过推行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的“三变”模式，实现所有建档立卡贫困户利益联结全覆盖。
设计参与扶贫的江口实践表明，设计能够通过多元路径把本地资源和文化资源转化为生产力，通过利益联结机制实现生态环境改善与贫困人口脱贫致富的“双赢”目标。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更应发挥设计力量，平衡好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人与自然的关系，让更多人获得幸福感。
（作者：谢玉梅，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打赢脱贫攻坚战跟踪评估研究”首席专家、江南大学教授）摘自：社科基金专刊(光明日报)
☆ 和谐医患关系的心理实质
在我国古代，医患互动过程主要基于经验医学的望闻问切形式，没有第三者作为中介，医患关系相对单纯和谐。时至当代，医患互动已从“以疾病为中心”的生物医学模式转向“以患者为中心”的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由此，日趋紧张的医患关系成为全社会关注的问题。基于社会心理机制的剖析，探究医患之间社会互动过程及其特点，是构建和谐医患关系的根本路径之一。
构建和谐医患关系心理机制模型，需要整合医患互动的结构表征与动态建构过程两部分。就结构特征而言，可以医疗满意度、医患信任度及医疗方案服从性等作为基本心理或行为观测指标。就动态建构过程而言，包括就医前零接触的医患关系和医患互动过程中的人际医患关系两大递进性成分。二者相互作用，最终形成阶段性较为稳定的医患关系。其中，群际关系的影响因素包括医讯舆情传播方式与医疗制度信任模式，二者交互形成动态变化的群际医患关系；医患人际关系的影响因素包括医患人际信任水平与医患沟通模式。
首先，和谐医患关系是随社会心态变化不断调整的一种社会关系。医患社会心态是指一定时期内社会中多数成员普遍共享的关于医患关系的基本认知、情绪情感、态度立场和价值观念。它是医方或患方做出归因、判断和行为决策的重要影响变量，是构建和谐医患关系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和谐社会心态主要可依托医疗舆情传播的积极导向和医疗制度信任的建立共同塑造：在舆情传播的引导作用下，医患之间各自的利益诉求相互感染，媒体“亲弱势群体”的道德价值取向一定程度上也影响着和谐医患关系的形成。医疗制度信任是和谐医患关系的基本保障，通过对符合制度规定的行为的认可与鼓励，以及对违反制度规定的行为的惩戒，可将人们的行为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减少社会的不确定性和风险，促使人们形成稳定和谐的人际关系。
其次，医患关系是医护人员与患者在医疗活动中构建的一种特殊群际关系。医患群际互动中的社会心理机制差异，是导致医患关系危机产生的根源。这类根源具体通过群际认知偏差、群际认同错位以及社会距离疏远等机制得以表现。其中，群际认知偏差主要可由群体刻板印象偏差和元刻板印象偏差构成。对于医患群体双方而言，在医患冲突的社会氛围下，患者可能容易形成“医生没有职业道德、见死不救”的消极刻板印象，而医务工作者则可能形成“患者无知、蛮不讲理”的消极刻板印象。医患双方会因群体身份表征及相互接触程度产生不同的刻板印象偏差，进而影响医患群际信任关系形成。与刻板印象相比，元刻板印象会对群际关系产生更深刻持久的影响。个体知觉到自己被外群体消极看待，可能会形成拒绝敏感性，产生更多的交往排斥预期，在群际接触中表现为易于感知和过度反应。元刻板印象的性质取决于两个群体之间以往的关系，如果存在长期的竞争，或曾经有过冲突，那么元刻板印象主要是消极的。由此推测，当医生感到自己在被患者评价时，他们认为患者会根据刻板印象来看待自身；如果医生意识到自己的群体被污名化后，就会更加关注外群体如何看待他们，并认为自身行为被外群体成员用消极的刻板印象加以解释，进而增强不信任感。
与此同时，在社会转型和医疗体制改革的共同作用下，医患双方也极易发生对彼此行为模式的错误期待，导致医患关系失谐。此外，群际之间的社会距离也是影响群际关系的关键因素。对于医患关系而言，医方与患方之间的社会距离越近、互动越频繁，彼此产生的心理收益越大，群际关系也会越和谐。因此，可结合外在行为模式、内在行为模式与神经活动模式三个层面，探讨医患群体刻板印象的形成机制及其内在发展规律；同时，可从群际关系动态构建的角度，在理论上解析医患群际关系因素对于医患关系的影响状况，探讨群际关系因素的具体影响路径，进而形成通过矫正医患群际关系因素来提高医患关系和谐程度的促进策略。
再次，医患和谐关系也是在具体医护人员与病患之间的人际互动中逐步形成的。在此过程中，基于医患个体之间的人际互动形成的医患人际信任关系占据主要地位。医患信任关系的建立和维护主要受到医患互动过程中情境因素的影响，包括医患互动开始前的稳定性情境因素与互动开始后的即时性情境因素，二者经由医患之间对彼此的良好认知而对医患信任产生重要影响。其中，稳定性情境因素指患者就医前已存在的症状、就医环境等因素。即时性情境因素指医患互动发生时的具体情境设定。可将其划分为与医疗直接相关的情境因素和与互动结构相关的情境因素两部分：前者包括疾病及其严重程度与应激源，后者包括信任形成中关键的风险信息。人们可通过对构成医患互动背景的各类情境因素的考察研究医患信任的发生机制，探索建立医患人际信任关系的具体路径、方法与评价体系。
最后，对于互动性医患关系而言，医患沟通也是影响和谐医患关系的重要因素。有效的医患沟通主要受信息互动模式和沟通交往模式的影响，前者着重于沟通中的信息特征，涉及医护人员和患者及家属之间的信息对称性以及医患之间的个体印象形成等；后者着重于沟通本身的方法，如言语/非言语沟通技巧、归因方式和共情能力等。在医患沟通过程中，医患双方的交往体验会经浅层归因及深层归因后形成对对方的最终评价。可见，归因在具体人际交往信息形成关系模式的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此外，共情能力对于积极的沟通方式也有重要影响。综上，医患双方沟通模式中的信息获得和方法使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医患和谐关系的建立和维持，是医患关系动态变化的根源。
基于对和谐医患关系心理实质的理论模型剖析及以上四个观点的实证验证，相关研究的最终目标在于开发具有监测和预警功能的医患和谐关系系统：一是基于医患关系形成过程的实验研究和行为测量结果，采集相应的行为指标、生理生化数据；二是将引入复杂系统突变理论，结合医患关系中的医患群际信任指标、医患社会心态指标和医患沟通指标，建构多维度、多水平的医患关系评价指标体系，并应用突变理论中模糊集的突变级数方法对该体系进行预测力分析，甄选核心有效的医患关系预测指标；三是开发具有信息集成分析及风险预测功能的动态管理工具，建立逐级评估与预警的理论体系，构建具有检测和预测功能的医患关系综合评价指标结构及其突变模型；四是设计实施网络化医患关系评价系统，根据综合理论模型及预警系统的实施检验相应促进策略，提升医患关系和谐水平。
（作者：孙连荣、王沛，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和谐医患关系的心理机制及促进技术研究”课题组成员、上海师范大学副教授；首席专家、上海师范大学教授）摘自：社科基金专刊(中国社科报)
☆ 数字劳动：美好生活的新课题
数字劳动是指提供数字媒体技术、数字产品和数字服务的各种生产劳动。随着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数字劳动作为新的劳动形态，日渐成为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时代化的新命题。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中贯穿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视野以及在劳动发展中逐步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价值旨归，成为引导数字劳动健康发展的基本遵循，也是逐步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新视界。
其一，认知式、交往式、合作式劳动成为数字劳动的重要样态，使得劳动者的自主性得以增强和张扬，并带来人的社会关系的新发展。与传统劳动相区别，互联网的合作原则已进入数字劳动领域。人的劳动的非物质因素增强，生产出可见的数字化产品以及不可见的数字服务。认知式劳动是主体通过概念、符号及思想模型等把握事物本质的认识活动和认识形态，试图为不同主体提供理解表达、解释与意义的资源和服务。交往式劳动是劳动与交往相互作用的最新诠释，以交往为主要表征的劳动获得了新的网络化语境，主体间共同分享着物质生活世界和价值符号世界。交往式劳动对主体的影响，涉及感情的生产、调节与控制，也可以表述为情感劳动，是一种生产或操控情感的活动，凸显了教育、态度、个性、亲和力等情感诉求。合作式劳动是以主体间交流、互动、协作等方式形成社会关系与合作，并最终创造社会生活本身的劳动。这种合作性并非由外界强加，而是内化于劳动活动自身。在这一场合，人与相似个体间的相互作用成为合作劳动的基本形式。合作式劳动注重营造基于集体协商的劳资双方自主建立的劳资力量的平衡态。这对于提升人的交往能力，凸显人的本质力量具有重要意义。
数字劳动从形式上看，相比传统劳动样态更具人文性取向，积极的认知理解、合作互动、诚信轻松，富于沟通且有人文关爱，使得劳动的愉悦感增强。马克思提出劳动者是社会、是生产劳动过程的主体，在这一情形下得以彰显。社会交往的网络化数字化，使得人与人之间情感、审美乃至社会关系进一步和谐、丰富和通畅。马克思劳动二重性阐释的人与自然关系、人与人的关系在物质性、社会性维度得以发展。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在于，这是否意味着劳动作为社会不可避免的强制性活动，会逐步过渡到使得每个人都能进行自由活动的社会需要的发展状态？
其二，数字劳动背景下劳动空间和劳动时间变化的新图景，使得“自由劳动”成为可能。数字技术和全球化使得以雇佣劳动为主导形式的工厂劳动逐渐退居其次，“全球工厂”“社会工厂”成为现实。劳动者“从封闭的、等级森严的、劳资关系僵化的工作场所转移出来，进入日益自发的、分散的、合作的人力资本网络，这种网络能吸引企业内外的知识和资源”。工厂将其边界拓展到社会的所有领域，传统工厂的特征在社会的一般性中迷失了自己。
马克思的时间观强调，时间是空间的本质，时间实际上是人的积极存在，它不仅是人的生命的尺度，而且是人的发展的空间。数字网络下，传统意义上劳动时间与休闲时间的区分越来越模糊。企业劳动者有机会参与管理，完成工作，并且劳动效率更高。知识型员工每周享受一定的休假，去研究自己感兴趣的项目，成为时潮。数字劳动的价值创造既离不开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更离不开数字生产者的个人时间或自由时间，而这恰恰提供了自由个性、爱好、兴趣、才能的发展空间。传统雇佣关系之外的劳动活动非常活跃，反思这些劳动，思考“自由劳动”与剥削的关系，“自由劳动”与共享发展的关系，个人谋生手段与自我发展需要之间的关系，这既是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发展面临的新课题，也是对新时代人的全面发展的新机遇与新挑战。
其三，数字劳动鲜明的社会性和创新性，为人的自由创造活动提供了更大舞台，也为人的需要的全面发展提供了前提条件。数字经济下知识型员工成为最高产的劳动者，劳动目的主要是创新而非生产。社会性是数字经济根本性特质所在。互联网通过无数个节点把人与信息、行为和彼此联系起来，通过连接和赋能，众创、众包、众扶、众筹等新兴业态不断涌现，个人空闲时间和技能通过互联网平台变现、大众通过移动互联平台参与劳动、协同设计众包制造等成为现实。传统企业所谓 “公司+雇员”的架构已向 “平台+创客” 的新结构转变，企业成为一个平台网络，每个人都是网络上的ID即价值单元，在社会化平台中独立完成某项任务。传统产业链上的分工劳动者开始变成价值链上的创造者。随着平台经济的发展，个人完全可以凭借专业能力在平台空间发挥最大潜能，告别公司拥抱平台已成为新的取向。劳动者是否具有创意，决定了数字经济的财富创造法则。
创新是数字劳动的重要推动力，它包括对产品、系统、流程、营销和人的持续改善。信息的流动速度实在太快，有价值的技术和创意转瞬即逝，与时俱进并及时深入地洞悉顾客需求和期望，提供更高价值的产品和服务，持续创新创造成为必然要求。在这一背景下，人的需要从单调的物质性需求跃升为精神性需求、美的需求、创造的需求、交往的需求等综合性需求，也由此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多样性、动态性、丰富性和充实性。
其四，数字劳动者工作和就业方式呈现出新的变化，为人的能力的全面发展提供了可能。马克思曾经设想，在未来社会，发挥和发展人的能力将成为目的本身。数字劳动下知识型工作者将取代传统意义上的体力工作者。对企业来说，最重要的是吸引、保留和持续开发知识型员工的能力，并为他们提供创新环境的能力。对员工来说，有被认同、被接收和被赋权的需求。薪水不是员工为企业付出的唯一目的，甚至不一定是最重要的目的。向员工赋权的变革意味着传统经济中的岗位会大量减少，包括接线员、行政管理人员、体力工人、销售人员等。对女性来说，在数字化虚拟空间中，数字工作不分男女，性别的差距模糊了。对社会阶层来说，白领工作的比例大幅度提高，很多行业的工作如农业、建筑业等成为知识型工作，既形式多样又能很好地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多功能工作学习系统，能有效整合数据、文本、音乐和视频。数字劳动摧毁了不少传统工作和岗位，同时也带来新的工作机会，带来更有趣、更有创意、需要更高技能的职位。“自我雇佣”“自由就业”的就业方式应运而生。数字经济成为一个崇尚个性、鼓励个性充分发展的时代，一旦摆脱旧的生产模式、生活方式的约束，人的想象力就会插上翅膀，创造性就会像喷泉一样涌流而出。
其五，数字劳动价值创造释放的巨大能量，有利于人的潜能的发挥。数字技术极大促进了人类的工作和学习效率。数字劳动者可用更少的时间完成更多的任务。“阿尔法狗”战胜围棋世界冠军、百度AI战胜最强大脑已成人们的谈资。人工智能有超越人类工作的性能，但其背后是人脑，是人的劳动，是人的劳动创造性的提高，是“生产社会生产条件的变革”，是创新劳动在数字时代的新形态。这意味着使人的潜在力量得以自由发展的无限可能，而现实环境与制度决不能限定人的发展的开放性前景。在这方面，全球5G领先者华为公司就是典范。他们着眼于数字时代的多重需求，提出了愿与更多运营商和产业合作伙伴勠力同心，共同促进移动产业的蓬勃发展，最终实现人人皆移动、万物皆互联、无线重塑全行业的美好愿景。因此，通过制度规制、机制设计、社会治理及应用示范，把握数字经济的发展趋势，促进全方位互联互通，积极保障数字劳动者的权益和安全，有利于开掘数字劳动者机体内蕴藏的潜能，为经济赋能，为生活添彩。
（作者：李仙娥，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在中国的百年传播、发展与创新研究”负责人，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教授）摘自：社科基金专刊(中国社科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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