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研简报
2015年第6期（总第56期）
衡水学院科研处编印 2015年12月27日
目 录：
【科研工作动态】
● 我校与创宇科技集团达成协同创新合作协议
● 中共衡水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李洪林到我校调研
● 第十一届中国软科学学术年会在北京召开
● 我校与衡水菜鸟物流有限公司达成合作协议
● 《光明日报》社会治理版资政建言栏目刊发我校教师李洪良、郭志斌撰写的文章
● 河北省董仲舒研究会第一届常务理事会第二次会议在衡水学院召开
【他山之石】
● 陈潭：大数据战略国际经验与中国支点
● 朱彤：对当前我国能源转型的理论思考
【科研工作动态】
☆ 我校与创宇科技集团达成协同创新合作协议
11 月 20 日，衡水学院与创宇科技集团签署协同创新战略合作协议仪式在枣强大营镇皮毛工业园区举行，王守忠校长和创域科技集团张峰董事长代表双方在合作协议书上正式签字。学校党委书记李奎良、科研处处长石宝军和经管学院院长王铁生、党总支书记杜金生，以及创宇科技集团监事会主席王文忠、总经理张文良等出席了签字仪式，应约参加签约活动的有中共衡水市委组织部调研员肖福正、枣强县政府副县长吴文英、中共大营镇党委书记裴世超。
签约仪式前，李奎良书记、王守忠校长代表学校与参加活动的各级领导和创宇科技集团负责人共同为我校及河北省董仲舒研究会与创宇科技集团共同建立的几个基地揭牌。
在活动仪式后举行的座谈会上，学校领导与创宇集团领导就协同创新合作内容进行了详细的互动交流，王文忠主席首先详细介绍和分析了当前国内外草皮市场的生产、经营现状和发展情况，指出了相关企业在生产、经营、研发等领域面临的问题，希望衡水学院能在以上诸方面提供必要的资源与智力支持，并希望能在电子商务平台项目上开展全方位的通力合作，愿意为衡水学院大学生在实习实训、创业实践等方面提供力必要的平台与资金支持。
王守忠校长提出了三点具体意见：一是学校将着力为对接衡水、对接企业成立专门的团队，围绕人才培养方案，研究科学的对接模式，尤其针对性对创意营销、电子商务、创业教育等专题立项，具体实践；二是企业的发展变化和改革运行模式给学校提供了市场，对接的好，就能形成良好的循环，互助互利，形成强胜的生命力和可持续发展；三是科技创新，共同探索项目研发。
李奎良书记针对对方提出的企业文化培训等问题热情发言，提出：引领和服务地方企业文化是我们地方高校义不容辞的责任，他建议：第一，企业要有信念，要准确定位，努力打造儒商企业；第二，要有大行业概念，皮草行业更应考虑自然产品是大的趋势；第三，要让企业文化富有生命力，凡是成功的企业都有自己的独特的文化内涵，用文化引导消费，倡导仁、义，讲求内涵发展和可持续发展。
☆ 中共衡水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李洪林到我校调研
11 月 27 日上午，中共衡水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李洪林到衡水学院调研董学研究和推广工作，一同参加调研的还有中共衡水市委宣传部调研员肖福正，衡水市文广新局党组书记、局长张峰，中共衡水市委宣传部研究室主任张华峰。我校党委书记李奎良、校长王守忠、科研处处长石宝军和衡水学院学报主编魏彦红以及王文书博士、曹迎春博士等出席了座谈会，座谈会在学院行政楼二楼东会议室举行。
王守忠校长首先向李部长一行介绍了我校董学研究和推广工作的开展情况。他指出，衡水学院在董学研究和推广上有较为深厚的积累，2007年《衡水学院学报》就开辟了董仲舒研究专栏，已经成为国内外董学研究交流的重要平台，受到教育部相关部门领导的肯定。衡水学院是河北省董仲舒研究会和中国孔子研究会董仲舒研究会的会长和副会长单位及秘书处所在地。尤其最近几年来我校连续举办了董学研究高端学术论坛，今年4月份又成立了董子学院，河北省董仲舒研究会在宣传和推广董仲舒研究上做了大量工作，在国内外形成一定影响力。最后，王校长还向客人赠送了最近几期的衡水学院学报和《董仲舒研究文库》。
李奎良书记则就衡水学院董学研究和推广下一步的工作设想向李部长一行作了详细介绍，他提出：1、首先利用好现有平台建设，并在衡水的相关市县建立几个研究基地，整合好董子研究力量，适时开展董子文化遗存和口碑资料的调查和整理工作；2、结合学习教育活动，在干部队伍中进行传统文化宣讲活动，在相关县市企业建立董仲舒文化推广基地，把董学研究和衡水儒商研究结合起来，扩大董学在企业家中的影响，同时，结合“善行河北”活动和推广乡贤教育试点活动，在三县四村试点开展董子思想民间传播工作，打造乡村儒学和董子故里“首善之区”；3、以董子文化为核心，围绕衡水湖和相关市县董子文化遗迹和文化园区，谋划董子故里衡水旅游圈，打造包括董子书院、董子酒业、皮草业在内的具有董子文化符号特点品牌和旅游文化品牌；4、以衡水学院为主要研究基地和学术平台，排演大型清唱剧《董仲舒》，并以动漫片、绘画展等艺术形式加大推介董学力度；5、加强和国内外董学儒学组织的合作，以政府为主导，充分利用相关政策支持，开展多种形式开展董学文化活动。
李洪林部长高度评价了前一阶段衡水学院在董学研究和文化推广方面所做的工作，他强调，董子文化品牌是衡水文化不可多得的优势资源，是衡水文脉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和推介衡水的重要抓手，一定要利用好这一宝贵资源；在国内外、省内外推介董子文化首先要在本地做好宣传推广工作，要在广大干部群众中选介和推广，让大家熟悉和了解董仲舒文化是衡水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衡水学院和河北省董仲舒研究会是董学研究和推广的重要平台，要结合市委、市政府的重大战略部署开展工作，把握政策和时机，充分发挥作用。李部长广泛听取了大家的意见，同时强调，要立足现实，脚踏实地，本着由小到大、由点及面的原则开展工作，尤其要注意抓好落实，相信有衡水学院和河北省董仲舒研究会的正确引领，有市委、市政府的政策支持，有大家的共同努力，衡水的董学文化事业一定能做大做强。
与会双方还对衡水市文化发展战略、衡水董子文化园建设，以及相关具体问题的落实进行了讨论和协商。
☆ 第十一届中国软科学学术年会在北京召开
12月12-13日，第十一届中国软科学学术年会在北京召开。科技部、全国人大财经委、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部分领导，以及各省市、高校、相关企业软科学界的专家、学者、研究人员200余人出席了大会。我校科研处处长、中国软科学研究会常务理事石宝军教授出席了会议。
本次年会主题为“创新创业与区域发展”，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所长、中国软科学研究会秘书长戴国强为大会开幕式致辞，与会专家、学者围绕“六次产业”、“城镇化”、“区域创新发展”、“大数据与智库建设”和“创新战略与创新思维”等内容作了专题报告。中国软科学研究会副理事长马俊如、孔德涌、于景元先后主持会议，并对专题报告内容予以评价和解读。
科学技术部副部长、中国软科学研究会理事长张来武，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中国软科学研究会副理事长辜胜阻分别从“六次产业理论”和“城镇化建设”角度探讨了“双创”问题；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科研管理部主任高国力、中国科学院管理学院副院长柳卸林、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区域部部长侯永志就“区域创新发展”分别就区域协调发展、区域创新新态势与战略意义和区域发展新布局论题进行了系统论述；国家行政学院原常务副院长、中国软科学研究会顾问魏礼群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管理科学部处长吴刚分别作了题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的历史重任与智库的使命担当”和“大数据驱动管理与决策研究”的专题报告；国资委国有重点大型企业监事会原主席段瑞春、中国人民大学 顾海兵 教授针对“创新战略与创新思维”阐述了创新驱动发展与中国经济走势，分析了新常态经济和创新型经济的健康发展状态；最后，部分参会代表也就“新变化趋势下恐袭灾难风险指数”、“地方软科学管理工作”和“食品核心企业与认证机构行为”等论题作了简短发言。
与会人员与报告专家、学者进行了紧密互动，相互探讨了存在的疑虑之处，实现了知识资源共享。本届学术年会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战略部署，促进科技与创业创新的深度融合，加快实施科技创业者行动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为从事软科学领域研究的人员树立了标杆、明确了方向，为今后科技创新融合发展注入了新的源泉。
☆ 我校与衡水菜鸟物流有限公司达成合作协议
12月16日上午，衡水学院与衡水菜鸟物流有限公司签署合作协议仪式在衡水学院行政楼三楼会议室举行，王守忠校长和衡水菜鸟物流有限公司董事长冷雪原代表双方在合作协议书上正式签字。学校党委书记李奎良、党委常委宋庆喜、科研处处长石宝军以及衡水菜鸟物流有限公司形象代言人——全国道德模范林秀贞、公司顾问齐书维等出席了签字仪式。
签约仪式上，王守忠校长对我校的办学现状、办学定位、办学理念向菜鸟物流有限公司做了介绍。王校长指出，衡水学院的办学定位就是立足衡水，面向京津冀，服务区域社会经济发展。随着学校办学水平的提高，学校在衡水湖马拉松、衡水湖湿地保护、衡水地域文化、艺术传承与发展等方面都对衡水的区域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在服务地方的过程中，学校同地方企业的合作尤为重要，合作过程既促进学校的人才培养又服务企业发展，是双赢。学校今后将把同企业的合作制度化，使产学研合作工作更加有序开展。
冷雪原董事长表达了同衡水学院合作的期望，希望通过合作能够为企业发展提升品位和新的活力。他表示衡水菜鸟物流有限公司将在各方面为双方的合作提供便利。
整个活动仪式简洁、热烈，气氛融洽，双方领导进行了热烈的互动交流。衡水菜鸟物流有限公司形象代言人——全国道德模范林秀贞介绍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企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认为，中国优良的尊老、行善、诚信等优良品德应该为优良的当代企业家所拥有。李奎良书记热情接见了客人，并在座谈指出：校企合作中，学校不仅要提供人才智力支持，更应起到引领和服务地方企业文化的作用。企业发展要定位准确，倡导“儒商”文化，希望通过合作使企业的发展更聚文化底蕴，更有生命力。
衡水电视台和枣强电视台对协议签订仪式进行了全程报道，并对王守忠校长做了现场专题采访。
☆ 《光明日报》社会治理版资政建言栏目刊发我校教师李洪良、郭志斌撰写的文章
2015年12月21日，衡水学院教师李洪良、郭志斌撰写的《提升政府跨文化社会治理水平》一文在《光明日报》社会治理版资政建言栏目发表，人民网、光明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中国文明网、中央文献研究室网站、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工网、中国理论网、中共江苏省委新闻网、文化发展论坛、搜狐网、凤凰网、大河网等多家网站予以转载，在国家级主流媒体发表论文，标志着衡水学院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越来越得到社会的认可。
☆ 河北省董仲舒研究会第一届常务理事会第二次会议在衡水学院召开
12月25日，河北省董仲舒研究会第一届常务理事会第二次会议在衡水学院召开。出席本次会议的有河北省董仲舒研究会会长、衡水学院党委书记李奎良，副会长、河北师范大学教授秦进才，副会长、衡水市委宣传部调研员肖福正，副会长兼秘书长、衡水学院科研处处长石宝军，以及常务理事和部分理事代表20余人参加了本次会议。因事不能参加会议的部分常务理事委派代表参加了会议。衡水学院王守忠校长、衡水学院党委常委宋庆喜应邀出席会议。会议由河北省董仲舒研究会会长、衡水学院党委书记李奎良教授主持。
首先，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李洪林特委托肖福正调研员代其发表书面讲话。李部长充分肯定了衡水学院、河北省董仲舒研究会成立以来的工作成绩，强调董子文化研究是衡水学院以及衡水人的庄严使命。他对研究会下一步的工作提出了指导性意见：要求衡水学院以河北省董仲舒研究会为平台，全面深入、辨证系统的研究董子学说及儒家思想，多出成果，多出精品；要把董子思想更好更有效地传播作为河北省董仲舒研究会的工作内容，进一步推进董子优秀文化的传承弘扬；同时，更要强调学术研究成果的应用，充分发挥研究会和高校“智囊团”作用，积极参与服务地方建设。
王守忠校长代表衡水学院致辞，他说，衡水学院是董仲舒研究会的会长单位，自成立研究会以来，学校与研究会已成为“两位一体”的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他强调，衡水学院全面转型升级必须与地方经济文化资源的传承与发展相结合，董学研究与推广就是促进学校转型升级的抓手之一；董学研究在河北省董仲舒研究会和衡水学院的共同推动下正在升温加热，衡水学院将进一步支持河北省董仲舒研究会的工作，共同把董学研究及其推广事业做大、做强。
石宝军副会长兼秘书长作了《关于研究会成立以来的财务情况的说明》和《关于增补顾问、常务理事、副秘书长的建议》。并对增补的顾问、常务理事、副秘书长人选作了简要介绍。会议决定，增补李洪林同志为河北省董仲舒研究会顾问；增补刘新岗、王长春、宋建国、刘奇通等四位同志为河北省董仲舒研究会常务理事；决定魏彦红、齐贵来、张志臣、王文书、曹迎春等五位同志为河北省董仲舒研究会副秘书长。
李奎良会长作了《关于河北省董仲舒研究会2015年工作总结与2016年工作计划的报告》。报告从九个方面总结了2015年的工作：（1）再度举办高端学术论坛，把董学研究推向世界；（2）多次参加高级别学术交流活动，展示学会的学术成果；（3）参与成立“董子学院”，搭建了董学研究和传播的重要平台；（4）筹建“中华孔子学会董仲舒研究会”，强化了董学在儒学界的话语地位；（5）创办“董子讲坛”，提高董学在学生和大众中的普及程度；（6）强化研究的实践作用，为地方文化建设和经济发展服务；（7）加强交流，助推其他地区董学研究一臂之力；（8）多种场合呼吁加强董学研究，引发学界共鸣；（9）做好行政主管单位和业务主管单位安排的工作。在某种意义上讲2015年成为“董仲舒年”。报告从六个方面规划了2016年工作：（1）利用好现有平台，并在相关市县建立几个研究推广基地，适时开展董子文化遗存和口碑资料的调查和整理工作；（2）与政府相关县市和企业乡村合作，结合学习教育活动、“善行河北”活动，做好董学在广大干部群众中推广普及工作，打造董子故里“首善之区”。（3）谋划以董子文化为核心的大旅游圈，打造具有衡水特点的旅游品牌。（4）创作以董子文化为主题的艺术作品，以艺术形式推介董子文化。（5）与政府和民间组织合作，开展多种形式的文化活动，扩大衡水在省内外、国内外的影响。（6）与韩国东亚人文学会沟通，办好2016年第三届董仲舒研究高端论坛。
随后，与会的常务理事和理事代表纷纷发言，各抒己见，充分肯定了研究会成立以来的各项工作，指出了工作有待改进之处，并对今后研究会的工作和董学研究和推广事业的发展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和建议。会议充分发扬了民主，气氛友好而热烈，为研究会的进一步发展指明了方向。
【他山之石】
☆ 陈潭：大数据战略国际经验与中国支点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人类逐渐步入大数据时代，数据资源正和土地、劳动力、资本等生产要素一样，成为促进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基本要素。任何一个行业和领域都会产生有价值的数据，而对这些数据的统计、分析、挖掘和人工智能则会创造意想不到的价值和财富。如今，大数据引擎业已成为组织创新、产业升级、经济社会发展、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核心驱动力。
变革时代的大数据革命
自“智慧地球”概念于2008年11月提出以来，整个地球都沉浸在如何变得更加智慧这个庞大的课题里。联合国秘书长执行办公室于2009年正式启动了“全球脉动”倡议项目，旨在推动数字数据与快速数据收集和分析方式创新。联合国2012年5月对外发布了《大数据促发展：挑战与机遇》白皮书，探讨如何利用互联网数据推动全球发展。随着大数据发展战略得到全球各国的高度重视，世界主要国家的“智慧国家”建设发展战略和行动计划风起云涌。由于大数据是数字化生存时代的新型战略资源，对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作用巨大，各国科技界、产业界和政府部门极为关注，于是“智慧企业”“智慧校园”“智慧医院”“智慧政府”“智慧城市”被不同类型组织列为发展目标。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产业的每一次革命性跃迁都离不开科技革命的推动，往往只有那些抓住技术革命的战略机遇并迅速作出适应性调整的国家或民族才能不断生存发展。毫无疑问，大数据是当前一个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战略性产业，已经成为全球高科技产业竞争的前沿领域，以美、日、欧为代表的全球发达国家已经展开以大数据为核心的新一轮信息战略以及新一轮的人才竞争、技术竞争、产业竞争、企业竞争和国家竞争。报告显示，2014年，全球大数据市场增长速度达53%，总体规模为285亿美元。到2017年，全球大数据市场收入将达500亿美元，这意味着从2011年起连续6年年复合增长率达38%。中国市场情报中心有关统计显示，2012年中国大数据市场规模为4.5亿元，同比增长40.6%，到2018年，中国大数据市场规模将达到463.4亿元。2012—2013年度，在欧美国家1217家营业额收入超过10亿美元的企业中，643家企业制定了大数据战略，其中7%的企业至少投入了5亿美元，15%的企业至少投入了1亿美元发展大数据。
显然，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大数据带来的深刻影响和巨大价值逐渐被认识，它通过技术的创新与发展，以及数据的全面感知、收集、分析、共享，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看待世界的方法，大数据带来的信息风暴正在全方位地改变着我们的生活、工作和思维。
大数据战略实施的国际经验
欧美发达国家相继制定了大数据发展战略，并制订了具体的实施政策和行动计划，已经取得初步成效。总体而言，这些战略具有以下几个方面典型特征：
开放性。自2009年美国政府开放数据门户网站data.gov上线以来，各国政府掀起开放数据运动。通过开放政府数据，提高政府透明度，提升政府治理能力和效率，更好地满足公众需求，促进社会创新，带动经济增长。据统计，截至2014年1月12日，开放数据运动已覆盖全球44个国家（地区）。2013年6月，八国集团首脑在北爱尔兰峰会上签署《开放数据宪章》，各国表示愿意进一步向公众开放可机读的政府数据，并在2013年末制定相应的行动计划。英国承诺2015年前开放有关交通运输、天气和健康方面的核心公共数据库，并将投资1000万英镑建立世界上首个“开放数据研究所”。2013年11月，法国政府出台《八国集团开放数据宪章行动计划》，作出“朝着默认公开发布数据的目标前进”“建立一个开放平台以鼓励创新和提高透明度”等几项承诺。
智能性。2010年11月，德国联邦政府启动“数字德国2015”战略，推动互联网服务、云计算、物联网、3D技术以及电动汽车信息通信技术等信息通讯产业的发展，推动实施基于传统制造业智能化和数据化的“工业制造4.0战略”，将物联网引入制造业，打造智能工厂，工厂通过CPS（网络物理系统）实现在全球互联。2011年，韩国就提出“智慧首尔2015”计划，目标是到2015年成为世界上最方便使用智能技术的城市，建立与市民沟通的智能行政服务，建成适应未来生活的基础设施和成为有创造力的智慧经济都市。2013年6月，日本安倍内阁公布《面向2020年的ICT综合战略》，全面阐述2013-2020年期间以发展开放公共数据和大数据为核心的日本新IT国家战略，提出要把日本建设成为一个具有“世界最高水准的广泛运用信息产业技术的社会”的目标。
价值性。2012年4月，英国经济与商业研究中心的一份研究报告预计了2012-2017年大数据产生的经济利益：2011年英国私企和公共部门企业的数据资产价值为251亿英镑，2017年将达到407亿英镑。大数据增加的创新与就业机会，将贡献价值240亿英镑，同时为小企业创造预计价值为420亿英镑的发展前景。该报告还预测大数据将创造新业务市场，即创造58000个就业机会。大数据可以更有效地改进客户需求分析，预计此项优化将产生738亿英镑的效益。大数据可以优化产品存量和资源分配，大大降低成本，预计产生460亿英镑的效益。同时，政府部门通过大数据可对医疗保健系统进行防欺诈检测和分析，预计节省不必要的支出达20亿英镑。显然，如果有意识地在更大的合理范围内开放大数据，大数据将带来更多的价值增殖。
应用性。2012年9月，IBM公司启动在加拿大安大略省巴里市兴建智能数据中心，即IBM加拿大领导数据中心，旨在推进节能化数据中心管理方面的研究和为企业提供能使其连续性经营的服务以及灾备数据服务。为响应公民对数据的需求，加拿大逐步开放地理空间数据，并将大数据研究列为政府科研基金重点资助对象。2013年8月，英国政府发布的《英国农业技术战略》指出，英国今后对农业技术的投资将集中在大数据上，目标是将英国的农业科技商业化。
保障性。2012年5月，美国政府宣布投资2亿美元提高大数据技术（包括数据的储存、分析、收集），以加快科学研究、加强国家安全、改革教学和培训体系以及促进专业人才发展。2013年1月，英国商业、创新和技能部宣布注资6亿英镑发展8类高新技术，其中，1.89亿英镑用来发展大数据技术。“欧盟开放数据战略”将重点加强在数据处理技术、数据门户网站和科研数据基础设施三方面的投入，旨在欧洲企业与市民能自由获取欧盟公共管理部门的所有信息，建立一个汇集不同成员国以及欧洲机构数据的“泛欧门户”。
中国实施大数据战略的行动支点
为了应对大数据战略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借鉴欧美发达国家大数据战略实施的先进经验，我国需要在如下几个方面下功夫：
完善制度。完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促进数据共享和整合，推动数据价值创造。加快制定相关标准和指南，制定大数据发展战略。出台法律，为涉及企业运营数据、客户信息、个人隐私和各种行为的详细记录数据提供法律保障。完善信息资源市场，界定信息产权，明确信息的所有权、使用权和收益权的规定，发挥市场在信息资源方面的优化配置作用。
构筑平台。成立大数据管理局，建立信息资源共享平台，开放政府信息资源。以部门业务信息为基础，从标准、流程、数据三个方面进行设计，建设“物理分散、逻辑集中”的公共数据中心，通过数据集中挖掘，提高数据利用率，提高各级政府行政管理效率和公共服务水平。
突破技术。在明确大数据关键技术的基础上，确定重点支持领域，加大研发支持力度，整合云计算、物联网等专项项目，支持大数据技术的开发、研究和应用示范，引导企业加大大数据研发力度，实现关键技术突破，特别需要优先支持大数据技术在舆情研判、疾病防治、灾害控制、交通安全、城市管理、公共服务、社会治理等民生领域的应用。在公共服务和公用事业管理中采购大数据技术，以政府采购引导国内大数据发展。
培养人才。加大高水平大数据人才的引进和培养力度，重点培育数据挖掘、机器学习等方面的专业人才。制定激励措施对企业管理者进行数据分析技术培训，提高大型企业管理人员的数据分析能力。同时，在大学相应阶段有针对性地增加相关大数据技术与分析课程，增加学生在感知技术、数据仓库、数据搜索、数据挖掘与可视化等领域的知识积累，扩大人才储备规模。
提供保障。设立大数据研发基金，加大大数据平台建设的投入力度，加强智慧企业、智慧医院、智慧政府、智慧城市建设。设立奖惩制度，强化大数据国家安全建设。建立预算制度，控制各部门经费流向，推动数据共享，防止“信息孤岛”现象的出现。
（作者为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虚拟社会治理与社会协同问题研究”负责人、广州大学教授）（社科基金专刊（光明日报）：http://www.npopss-cn.gov.cn/n/2015/1126/c373410-27858812.html）
☆ 朱彤：对当前我国能源转型的理论思考
近年来，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成为国际主流议题的大背景下，以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替代化石能源为主要内容的能源转型已成为很多国家能源政策的重要内容。然而，雄心勃勃的发展目标难以掩盖能源转型进程的艰难。在这种情况下，很有必要对多重目标约束下当前我国的可再生能源发展实践进行深刻反思，以利未来我国能源转型的顺利推进。
当前我国能源转型的难度与复杂性前所未有
相比世界其他主要经济体和能源消费大国，我国能源转型的难度和复杂性可能居于首位。大体上，我国能源转型之难有四：
一是能源消费体量大。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大能源消费国。按照BP世界能源统计的数据计算，2014年，我国一次能源消费量为29.72亿吨油当量，相当于德国的9.6倍、日本的6.5倍、英国的15.8倍。
二是能源消费总量还处于递增阶段。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均未完成，能源消费总量在一段时期内依然有继续增长的内在动力。相比之下，德国、日本、英国和其他后工业化国家已经进入能源消费总量下降阶段。
三是能源消费结构不合理。煤炭占比极高，2014年，煤炭占我国一次能源消费份额为66%，全球仅次于南非（70.6%），是世界平均水平（30%）的两倍多；而作为“清洁能源”的天然气占比非常低，份额仅为5.6%，属于全球最低的国家之一，而世界平均水平为23.7%。
四是碳减排压力大、时间紧。2014年，我国二氧化碳排放量为97.6亿吨，居全球第一。2000年至2014年，二氧化碳排放年均增长7.6%。2014年11月《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中，中国承诺到2030年碳排放达到峰值。尽管近几年碳排放增速下降加快（2009年至2014年排放年均增速为4%），但要从目前的正增长下降到零增长，仅有十五六年的时间。总之，无论从能源的量级、能源需求的增长还是能源结构和碳减排目标看，我国的能源转型都将面临前所未有的、其他国家所难以想象的挑战。
影响当前我国能源转型推进的首要障碍
上述“四难”当然会增加我国能源转型的难度，但这并不是影响我国能源转型正确推进的主要障碍。当前，我国能源转型的首要障碍在于，产业界、理论界和实际操作部门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对能源转型简单化、程式化理解的倾向。在这一思维和观念影响下，影响我国向可再生能源转型的障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能源转型被简化为单纯“提高可再生能源份额”问题，能源转型的推进也被简单归结为完全取决于政府的“决心”，似乎只要政府政策力度大、补贴到位，能源转型就能成功。但实际上，巨额补贴已成为政府难以承受之重。例如，德国成为向可再生能源转型“模范生”的同时，付出的可再生能源补贴规模是非常庞大的。据有关学者估计，仅2013年，德国对可再生能源的直接补贴就达到180亿欧元。2013年，德国环境部部长曾表示，如果不收缩项目规模，德国的“绿色革命”在未来20年成本将达到1万亿欧元（不包括已经花费的几千亿欧元）。西门子公司估算到2050年能源转型政策的直接成本将达到4.5万亿美元，相当于德国50年GDP总和的2.5%。因而不久前国内产业界掀起了一场中国发展可再生能源能否负担得起高昂补贴的争论。
第二，目前的主流观点倾向于把可再生能源的成本竞争力作为向可再生能源转型的关键问题，认为随着风电和光伏发电成本进一步下降到可以与常规能源竞争，向可再生能源发展面临的问题就迎刃而解。然而，向可再生能源转型中的关键问题其实不是成本问题，德国目前能源转型的主要问题也不是风电、光伏发电成本太高而导致的。事实上，目前风力资源条件良好的陆上风力发电成本已经足以与化石燃料电厂展开竞争。而在考虑化石能源外部性成本的条件下，风电、光伏发电的成本已经低于化石燃料发电成本。当然，目前全球尚没有一个国家建立基于“完全成本”的电力交易市场，但这表明风电和光伏发电已经具备了与化石燃料竞争的技术和成本基础。
第三，能源转型的长期性和复杂性没有得到正确理解和足够重视。人类历史上的能源转型大都经历相当长时间：煤炭取代薪柴成为主导能源经历了140年左右，石油超过煤炭成为主导能源经历了90年左右。由于能量密度低、资源位置、资源利用的转换效率等方面的限制，可再生能源要替代化石能源注定要花更长的时间。比如，从19世纪70年代末法国最早利用水力涡轮机发电开始到今天，经历了130多年，水电在全球一次能源消费中的比重仅为6%左右。20世纪30年代风力涡轮机发电、60年代光伏发电产生以来，目前风电与光伏发电在全球一次能源中的比重只有2%多一点。然而，实践中，能源转型的这种长期性和复杂性没有成为推动我们全面、深入研究能源转型的动力，反而被一些不愿意推进能源转型的市场主体作为理由，拖延转型进程。
可以这样认为，缺乏对能源转型具体历史进程的深入研究和深刻理解，是导致简单化理解能源转型，进而造成当前我国能源转型实践战略思维缺位、政策应对抓不住主要矛盾，从而导致“头疼医头”甚至“头疼医脚”的重要原因。
完整理解能源转型的内涵是有效推进转型的前提
简而言之，能源转型通常表现为一次能源主导地位的更替，“新”能源取代“旧”能源，如煤炭替代薪柴、石油替代煤炭，以及当前正在进行的可再生能源对化石能源的替代。但是，“新”能源份额的提升只是能源转型的一个浅层表现，或者说，仅仅是一次成功的能源转型的自然结果。对一个国家而言，完整理解能源转型的内涵是确立正确的能源转型战略，以及能源转型能够顺利推进的前提。从当前全球能源转型的大背景出发，至少应从如下三个方面来理解很多国家当前正在推进的能源转型：
首先，能源转型绝不仅仅是在现有能源体系中单纯提高可再生能源或非化石能源比重，更重要的是要有能源体系的结构性变化。也就是说，与化石能源特性完全耦合的现有能源体系，特别是电力系统必须变革以适应可再生能源分布式、小功率特点。没有能源体系，特别是电力系统的适应性变革，现有能源体系容纳可再生能源发展的空间相当有限。德国可再生能源十多年来的快速增长，除了众所周知的政府政策强力支持外，法律强制电网企业为适应可再生能源的发展而进行变革至关重要。可见，把能源体系变革作为能源转型的一个核心要求，才能准确和客观地理解可再生能源发展的正确方式与真实空间。
其次，每次能源转型都会涉及利益关系的再调整，都会产生失败者和成功者。随着石油逐步替代煤炭，石油供应商及相关企业崛起，部分煤炭供应商及相关企业倒闭。随着可再生能源对化石能源替代的深入，可再生能源企业与化石能源企业之间的竞争将日益激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政府不能正确把握能源转型的大方向以及由此导致的利益关系的再调整，或者受到“旧能源”集团的游说，有可能会出台阻碍能源转型的政策。比如，19世纪初，当荷兰传统主导能源“泥炭”的消费地位受到发热量更高的进口煤炭威胁时，荷兰政府采取各种措施，包括征收煤炭进口关税，以保护本国泥炭产业。结果这不仅延迟了荷兰能源体系向煤炭转型，而且使本已开始衰退的荷兰经济雪上加霜。
最后，对当前能源转型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要有清晰认识与足够重视。从能源转型的历史看，一种能源替代另一种能源并获得主导地位，需要数十年甚至上百年时间。当前的能源转型，主要内容是可再生能源对化石能源的替代。从宽泛的意义上讲，也可以说是非化石能源对化石能源的替代。与历史上的能源转型相比，其长期性和复杂性均更胜一筹。
从长期性看，作为替代能源主力军的可再生能源，无论是能量密度还是利用成本，与被替代的化石能源相比均无优势。从复杂性看，可再生能源是多个品种的集合，其中任何一个能源品种都不具备成为单一主导能源的“潜质”。而且，这些可再生能源品种的技术特性也不完全相同，水电基本与现有能源系统兼容，风能和太阳能更适合分布式、小功率，生物质能则分布式、集中式均可。要将这些能源利用技术整合为一个有机“新”能源体系，将面临更多的技术、组织和制度方面的复杂性。对此，政府的政策制定与实施部门应予以高度重视。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能源经济研究室主任、特约撰稿人）（社科基金专刊（光明日报）：http://www.npopss-cn.gov.cn/n1/2015/1224/c352106-2797169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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