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研简报
2015年第2期（总第52期）
衡水学院科研处编印 2015年4月30日
目 录：
【科研工作动态】
● 石宝军教授当选中国软科学研究会常务理事
● “2015董仲舒思想国际高端学术论坛”在衡水举行
● 河北省董仲舒研究会会长、衡水学院党委书记李奎良考察董子公园建设
【基金要闻】
● 2015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申请初审结果公布
【他山之石】
● 教学与科研，一碗水如何端平
● 科研道路要怎样走？
● 大兴读书学习之风 增强向上向善力量
● 邢福义：学术研究不妨多点“小题大做”
【科研工作动态】
☆ 石宝军教授当选中国软科学研究会常务理事
4月10-11日，第十届中国软科学学术年会暨中国软科学研究会第五届会员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来自全国软科学界的300余名专家、学者参加了大会。科技部副部长张来武、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郑新立、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辜胜阻等领导出席会议并围绕“科技驱动与政府治理”主题作了大会主旨报告。会议选举产生了新一届理事会，第五届理事会换届选举同时举行，张来武、辜胜阻分别当选理事长、副理事长，我校科研处处长石宝军教授当选常务理事。会议还约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管理科学部杨列勋处长，中国科技发展战略研究院胡志坚院长和清华大学经管学院雷家萧教授分别就“科学基金与管理学资助规划”，“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一带一路’的风险评估”分别作了专题报告，张来武副部长热心同与会代表展开互动，耐心回答了代表们提出的问题。上届副理事长马俊如、孔德涌、于景元以及赵志耘常务副秘书长、武夷山副秘书长先后主持了大会。
☆ “2015董仲舒思想国际高端学术论坛”在衡水举行
4月15日、16日，董仲舒圣像落成典礼暨“2015董仲舒思想国际高端学术论坛”在河北衡水举办。此次论坛由衡水学院、河北省董仲舒研究会共同举办。15日上午，学术论坛开幕式在衡水学院学术报告厅举行，开幕式由衡水学院党委书记、河北省董仲舒研究会会长李奎良教授主持。教育部社科司田敬诚处长、全国高校文科学报研究会理事长蒋重跃先生和衡水学院院长王守忠教授分别致辞。之后由三位著名哲学家做学术主旨演讲，他们是北京师范大学周桂钿教授、美国夏威夷大学成中英教授和台湾政治大学名誉教授董金裕先生，他们演讲的题目分别是《应该如何对董学定性与评价》、《董仲舒政治管理哲学的形上基础及其现代诠释》和《董仲舒的崇儒重教及其现代意义》。
15日上午，在衡水学院董子园更化广场进行了隆重的董子圣像落成大典暨“董子学院”揭牌仪式。董子圣像捐赠者香港孔教学院汤恩佳博士及汤甄得萍副院长等孔教学院一行也亲莅典礼现场。典礼由衡水学院副院长宋庆喜主持，来自海内外的董学研究专家60余人参加了盛典活动。衡水市副市长杨新丽女士、国际儒联学术委员会主任李存山教授、中国孔子基金会儒学社团联席会秘书长兼浙江省儒学会执行会长吴光教授、韩国东亚人文学会洪瑀钦理事长、中华儒学会执行会长柳河东先生、河北儒教研究会常务副会长高士涛先生、河北省董仲舒研究会会长李奎良教授和衡水学院王守忠院长分别致辞。
汤恩佳院长在致辞中讲到，捐赠董子圣像的目的，就是要让师生们可以时时瞻仰先贤大儒，牢记先贤大儒的敎诲，进而培养热爱祖国、热爱儒家文化、热爱中华民族的情感，遵奉中华传统为人处世的道德伦理，弘大发扬伟大的民族精神，促进社会精神文明建设和道德建设。汤恩佳院长和杨新丽副市长共同为圣像揭幕。随后由汤恩佳先生和周桂钿先生为董子学院揭牌。衡水学院学生表演精彩的汉乐舞蹈，近千名学生代表在董子圣像前集体朗诵了董子圣言。
15日下午及16日上午，在衡水迎宾馆枣强厅和景州厅举行了6场董仲舒思想学术研讨会。参加学术研讨的30多位学者分别来自美国、日本、韩国、中国大陆、台湾、香港等国家和地区，提交论文38篇，代表了当今董仲舒思想研究领域最高的学术水准。衡水学院的师生代表也旁听了学术研讨会，并和与会的专家学者展开了交流，会议的气氛庄重而热烈。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对董学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交流和探讨，他们展示了各自的最新研究成果，并就董学研究的前景和方法分别阐述的自己的观点和看法，会议论文将在《衡水学院学报》上陆续登载。
与会专家一致认为，此次董仲舒国际研究学术研讨会，是一次名副其实的高端论坛。参与会议的学者不仅有董仲舒研究中成就卓著的老专家，还有不少最近在董仲舒研究中崭露头角的年轻新秀，会议提交的多篇颇有功力的学术论文，从经学、哲学、史学、文学等方面，对董仲舒的思想进行了多方面的精深辨析，不少论文运用新的研究方法，充分利用包括出土文物、国外文献的各种资料，在董仲舒研究的诸多问题上都取得了新的突破，达到了对董仲舒思想及其历史地位、历史贡献、现实意义的更加准确的崭新认识，为今后董仲舒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极有价值的参考成果。这次会议揭牌成立的董子学院，是国内外第一个专门董仲舒研究的学术机构，这对团结国内外董学的学者，推动董学研究必将起到巨大的积极推动作用，衡水学院已经成为国内外知名的董学研究的高地。
于此同时，套开了《衡水学院学报》“董仲舒与儒学研究”专栏建设研讨会。全国高校文科学报研究会理事长、北师大学报主编蒋重跃，《新华文摘》副总编王善超，原全国高校文科学报研究会理事长，北师大学报原主编潘国琪，原全国高校文科学报研究会理事长、北大学报原主编龙协涛等高校学报界的知名专家莅临大会。与会领导及专家对该专栏均给与极高的评价并对专栏的建设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和建议，汤恩佳先生在参加专栏研讨会时表示要大力支持“董仲舒与儒学研究”专栏建设。与会专家认为，《衡水学院学报》编辑部开辟了“董仲舒与儒学研究”的专栏，发表了一系列高水平的董学研究论文，成为《学报》的一个重要特色，在国内外董学研究界和学术期刊界享有很高的知名度和美誉度。这些都极大地推动了董学研究的进一步深入，为董学研究做出了重要的贡献。现在，董子学院的成立，更会使衡水学院成为国内外的董学研究中心。
16日下午，与会的专家学者游览了衡水湖景区，参观了景县广川董圣殿和枣强后旧县董子祠。
☆ 河北省董仲舒研究会会长、衡水学院党委书记李奎良考察董子公园建设
4月18日，应枣强县委宣传部和枣强县董子文化研究会的约请，河北省董仲舒研究会会长、校党委书记李奎良及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科研处长石宝军一行来到枣强县董子文化研究会驻地，与枣强县委宣传部及枣强县董子文化研究会主要负责人就董子公园董子文化元素建设等问题进行了长达2个小时的座谈。李奎良会长认真听取了枣强县委常委、宣传部长朱九如及枣强县董子文化研究会负责人张希敏关于董子公园文化元素建设的详细介绍，对枣强县董子公园建设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并就公园建设中融进董子文化符号等专业建设内容提出了建设性意见。座谈后，李奎良会长一行考察了正在建设中的董子公园。
【基金动态】
☆ 2015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申请初审结果公布
4月27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计划局发布“关于公布2015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申请初审结果的通告【国科金计函〔2015〕52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以下简称自然科学基金委）在2015年度项目申请集中接收期间，共接收依托单位提交的各类项目申请165598项。按照《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条例》、《2015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指南》、《2015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申请与结题等有关事项的通告》以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相关类型项目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自然科学基金委对项目申请进行了初审。
经初审，自然科学基金委共受理项目申请162433项，不予受理项目申请3165项。自然科学基金委将纸质初审结果通知发至各依托单位，同时以电子邮件形式通知不予受理项目的申请人。依托单位可登陆科学基金网络信息系统（ISIS系统）查询本单位项目申请受理情况。申请人如对不予受理决定有疑问，可向相关科学部咨询；如对不予受理决定有异议，可在2015年5月19日前向相关科学部提出复审申请。
我校申报的3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均顺利通过初审。
【他山之石】
☆ 教学与科研，一碗水如何端平
4月22日，人民日报报道了国内高校“重科研、轻教学”的客观倾向。应该说，这种“失衡”由来已久。原因不少，涉及大学定位、评价体系、教师定岗等方方面面。高校教师在面临抉择时，受到职称评定、经费申请等更具“含金量”的诱惑，很容易倒向科研一端。
“重科研、轻教学”，失衡的天平如何校准，让高校不再“偏心”科研，让教学与科研相互促进？这道题需要解答。——编者
教师职称和高校学科评价体系失衡
现行评价体系可以再优化
在北京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副所长李奇教授看来，科研与教学关系的失衡，直接原因是教师职称评价体系的“偏心”。
“SCI”“EI”等国际文献检索的英文简称，是不少大学教师的“心病”。在我国高校教师评聘工作中，能否在权威学术刊物上发表文章并被这些国际文献检索库收录，几乎被等同于评价该教师学术水平的高低。
尽管各高校在教师评价体系中对教学水平和科研能力都做了要求，但实际上，完成要求的教学课时、不出现重大课堂事故，对一名大学教师而言不是难事，而教学效果是否“优良”则很难衡量。“但科研就不那么简单了，科研项目、论文质量等往往有硬性要求，难度大得多。”李奇认为，“教学成果难以量化评价，职称评定更多与教师科研成果挂钩，使得不少高校教师把更多时间投入到科研上，渐渐忽视了教学。”
对此，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主任杨卫曾指出，“长期以来，我们的高校习惯使用统一的标尺来考评不同的教师，这种考评体系和标准较看重数量，却没有很好地体现‘人尽其才’的理念。统一标准管理，相对简单，但高校发展到一定阶段更应强调个性。例如擅长做基础研究的，不得不以应用研究来追求所谓的业绩。而且由于科研工作成绩更容易获得量化肯定，教学工作就有意无意地被边缘化，原来所谓的教学科研两个中心演变成一切以科研为中心。”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谷贤林认为，除了高校教师个人的职称评价体系，针对高校的学术和学科评价体系，同样存在“偏心”。
高校的综合排名、专业学科排名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焦点，对高校学科的评价关系到高校的地位、声望和生源。高校之间学科建设的竞争一直十分激烈，博士点、国家重点科研项目成了高校争抢的“稀有资源”。而如何申请到博士点和科研项目，高校的科研水平是重要依据。
“无论政府还是民间组织，在对高校进行评估、排名时，都把科研作为重要指标，因此学校不得不想尽办法推动科研建设，这就使得学校在制定教师评聘标准时，向科研倾斜，客观上也会造成科研与教学的失衡。”谷贤林说。
高校条件有差别，教师能力有差异
大学定位与教师定岗可以更科学
教学与科研二者关系如何协调，多年来始终困扰着高校教师，更成为高校教学与科研改革、评价体制与用人机制改革的难点之一。
那么，大学的定位与教师的定岗能否更科学？所有的大学都应该承担科研重任吗？所有的教师都应该承担科研任务吗？
按照高校在人才培养目标上的不同，有研究者将国内高校分为“研究型大学”“教学研究型大学”“教学型大学”。其中“研究型大学”以培养高层次研究型人才和创新研究型成果的需求为主，更注重科研，每年授予的博士学位数也最多，国内一流大学多属此类；“教学研究型”大学的教学层次以本科生、硕士生为主，个别专业招收博士生；而“教学型”和“高等专科、职业学校”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为主，更侧重于教学。
这样的分类，在李奇看来更具合理性，“不同高校，办学条件有差别，在学科建设上理应结合实际情况制定规划。现状却是，‘教学型’和‘教学研究型’大学都在朝着‘研究型’大学努力，都被‘争做国内一流大学’的目标牵着鼻子跑。而成为‘国内一流大学’的重要标准又是院士数量、博士点数量、科研成果的国际影响力等等，这也又间接导致了重科研轻教学的趋势。”
并不是每位教师都是教学、科研齐发展的全能型人才。因此，“精细化分类管理”教师，让长于教学的老师专心教学，不勉强其从事科研工作；让长于科研的教师安心科研，同时也安排时间、精力反哺教学；这成为许多专家的呼唤。不少学者建议，针对教师的考核评价体系应充分考虑教师劳动连续性、复杂性、创造性及个体自主性特点，探索多元、开放的评价标准。
目前，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浙江大学等多所高校，已经开始探索人事制度改革，将教师分为教学岗、科研岗、教学科研岗与管理岗，这或许是未来的发展方向。
割裂二者的关系，看轻教学的价值
高等教育理念可以更健康
著名科学家钱伟长曾说：“你不教课，就不是教师，你不搞科研，就不是好教师。”科研与教学，是高校的两大重要职能，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教师要想成为“一代宗师”，科研能力与教学水平当全面发展才行。
复旦大学心理系主任孙时进教授认为，教学与科研不平衡，更多还是缘于观念上的“盲区”——没有正确认识教学与科研之间的关系，将二者看成泾渭分明、截然对立的关系。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杨清表示，科研是教学的“源头活水”，没有科研做支撑，教学就会失去灵魂。高科研水平的教师，对教学内容理解得更为深刻透彻，教学更易做到深入浅出，有助于学生的理解与学习。教师及时将前沿学术成果补充到课堂中，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此外，科研型教师对学生的影响更多是思考问题的方式、严谨的科研态度和刻苦的钻研精神。
同时，教学是科研的“隐形动力”。有些教师认为，备课、上课、批改作业会占据科研时间，对科研有害无益。杨清认为其实不然。教师要上好课，必须具备渊博的知识、宽阔的眼界，这有助于拓宽科研思路和领域。备课过程中阅读大量研究资料，能促使教师对问题的思考。课堂上师生互动，教师可能获得新的科研灵感。
因此，专家建议，大学教师既不能“浮于”教学而忽略科研，也不能“沉于”科研而疏于教学，更不能在双重压力面前一味抱怨，而应充分认识教学与科研的内在联系，并将这种认识落实于教学科研工作中，努力做一名研究型教师。当然，教师也要根据自身情况，合理安排教学和科研工作的比重，以求各尽其才。
另外，社会上也存在一种“重科研、轻教学”的观念，认为教学只是重复已知的事实，研究更具创造性，因此更有价值。这种观念在高校教师中也颇有市场，一些长于教学短于科研的教师甚至自惭形秽，为了“更有价值”，他们挤用教学的时间、精力，投身到科研上，结果科研没做出来，教学也耽误了。这就需要从根本上转变观念。“高等教育的根本任务是培养人才”，教学和科研是为培养人才服务的，没有高下之分。无论哪种工作，做到极致，都是创造性的劳动。 《人民日报》（ 2015年04月27日 12 版）
☆ 科研道路要怎样走？——首批十八位博士谈治学与科研
30多年前，中国首批博士优中选优，两弹元勋坐镇答辩委员会，是作为社会标杆的一群。30多年后，博士生们在校园里愁眉苦脸，忧心文章，成为常常被调侃的一群。不管是社会看法，还是博士生们自己，面对这18位踏遍青山人未老的“大师兄”，总有那么点不自信。
“你觉得现在的博士生和你们当年有什么不同么？”
“你是不是想让我批评当下的博士生？然后说首批博士觉得现在博士生有很多问题。很多记者给我下过这个套，我才不上当呢。”李尚志哈哈大笑。
作为中国首批18位博士之一，曾在中国科技大学执教多年、现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的李尚志对媒体并不陌生，30多年来，这个群体始终被媒体高度
关注。
实际上，不仅是媒体，当下的博士生们也非常想知道18位“大师兄”对自己的评价。2010年，18位博士阔别近30年后在杭州师范大学首聚，与他们面对面交流的学生，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你们如何看待当前博士生培养的质量？
青年焦虑：读了博，我突然不知道自己要不要搞科研了
科研道路：兴趣，兴趣，还是兴趣
记者采访的时候，李尚志正在准备录制慕课，他是首批18位博士中唯一的国家级教学名师，三次获得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二等奖，主持的三门课程先后获批为国家精品课程。
“现在别人最多报两门，因为规定最多只可以报两门，我报的时候还没有这个规定呢。”这位老博士风趣幽默，非常健谈。他喜欢用数学的眼光看这个世界。《足球是圆的——概率》《没收非法所得是惩罚吗——数学期望》《峨眉山的佛光——连续函数介值定理》《“指鹿为马”幼儿版——纠错码》……李尚志的博客曾原创连载《数学聊斋》，非常有趣，连吴文俊老先生碰巧看到了，后来遇到他特别跟他说非常喜欢。
研究数学，对李尚志来讲，像金庸《射雕英雄传》里周伯通学武功，理由就是：别的都不如这个好玩。
一名博士生问18位老博士：“我看过一个关于幸福感调查的报道，科研工作者的幸福感是最低的。中国的科研工作者会不会太像苦行僧？你们在追求科学这条道路上会不会放弃了很多爱好以及与家人团聚的时间？”
李尚志说：“说数学家都像陈景润那样，其实不是。比如，我们也喜欢吃好吃的。当然有一点比较糟糕，能吃的时候没的吃，现在有的吃身体原因又不敢吃了。有人问过我搞科研会不会影响你去旅游？其实我有很多教学案例都是旅游当中来的。喜欢什么就照干，而且未必不能对科研有所启发。”李尚志获奖很多，“我就是把事情做好，报奖的机会来了，就报，也不用客气。”
“宝钢教育基金的奖开始我以为是鼓励教师为企业作贡献，后来知道人家是鼓励一线教师教书育人，我马上报了。”结果那一届李尚志以创纪录的得票率（75%）获宝钢教育基金优秀教师特等奖。
喜欢写诗的、喜欢喝酒的、差一点走文艺路线做明星的、朋友欠一盆梅花时
隔十几年也得要到手的……首批18位博士，既不是苦行僧，也不是书呆子。头顶光环，低调生活。衣食住行，莫不用心。那么他们为什么又自甘淡泊一辈子搞科研呢？因为兴趣。李尚志说：“为什么华罗庚白天晚上都在想数学？想到数学他心情才愉快。”
李尚志回忆他在科大的一位老师，每天被学生批斗，批斗的间隙还悄悄出数学题考学生，也有学生白天批斗他，晚上悄悄问他自己做出来的答案对不对。
马中骐说：“搞科学研究的人最好不要用做梦这个词，是兴趣。一定要自己问自己是不是真的对这个事情有兴趣。如果你没有兴趣，即使做出成绩也很有限。真正喜欢再去搞物理、搞数学。如果你真是没有兴趣，毕业之后就搞你有兴趣的东西，说不定会做出更大的成绩。”
中国科学院院士、复旦大学数学研究所所长、首批18位博士之一洪家兴说：“兴趣是第一重要的。我也经常接触青年教师，天天愁眉苦脸考虑买房的问题，还有丈母娘在旁边催，这是一个现实问题。房子，小孩念书，国家应该解决青年工作者这几个问题，如让个人解决，搞不好需要放弃自己选择的方向。”
青年焦虑：网上经常有人说，三流的学生才读博。博士生真的不再是一个令人骄傲的称呼了吗？
科研期待：不能拿18个人和几万人比
小博士面对老博士，不自信并不是全无根源。
2010年，北京大学出版的《中国博士质量报告》披露，生师比偏高已影响到博士培养质量。
有数据显示，2006年，美国当年授予的45000千余名博士中，来自中国的生源占了10.5%。《中国博士质量报告》指出，“我国要留住大批优秀生源，进一步提高博士质量，压力空前”。
李尚志说：“我们当年18个人，现在每年几万人，这几万人中不如我们的肯定有，比我们强的也有。你不能要求几万、十几万的人像要求18个人一样。博士生质量不能这么比。”
“30年来，我们已经有了很完整的研究生培养制度，包括最后学位论文的审定。人多了，有比较差的，也有特别好的。从统计意义上说，水平还是可以的。”
洪家兴说。“复旦大学的一个学生毕业之后被四川大学直接聘为教授，这不
容易。这个博士没有拿到全国优秀博士论文，但是他的成果很优秀。”
从首批18个，到2012年博士研究生招生6.84万人，是不是像金字塔一样，庞大的金字塔，塔基部分也大？
博士学位证书编号为10001的马中骐并不这样认为：“现在的学生好的是真好，那是几十年前的学生不能比的。这么多的学生里面有些是差的，要找低水平的例子也容易，一扩大、一报道，大家觉得好像现在博士生很差，实际上不符合事实。”
马中骐说到清华大学和中国科学院物理所合作完成的量子反常霍尔效应实验，“杨振宁先生说，这是达到诺贝尔奖级别的重要实验。这个事情美国也做，德国也做，为什么中国做出来了？第一，我们团结，做了一千个样品不对了，重新再做。第二，我们的学生非常可爱，师兄做了三四年的时间，没做出来，毕业了，师弟坚持做，非常不容易。”
“50个学生来听物理课，为什么毕业之后都要懂物理呢？学了物理方法搞金融也很好，50个人里有一两个人确实对物理有兴趣，最后搞物理研究也很好。有的人学了方法干点别的东西说不定也能做出很大的成绩，有的人对物理有兴趣继续搞下去，对于学生水平的评价应该有这样的观点。”马中骐说。
青年焦虑：每天做导师的课题，很多还是横向课题，我自己的科研方向在哪里？
科研方向：那些跟吃饭有关的事情
洪家兴毕业的时候，导师、已故中科院院士谷超豪给了他两个忠告：第一，搞科研主要靠自己，选题方向都是你自己的事情，但是你一定要有一个理论上的目标，一步一步地向着这个目标走下去。第二，科研不要永远停止在一个水平上。
“科学发展到了今天，看见一个苹果掉下来就想出万有引力的事情再也不存在了，恐怕要掌握宽广的知识才能做出好的工作。我是学习天文方程的，用天文方程解决了几何级的问题。要多学几个方向，有多几个方向的知识面才能解决大家所关心的问题。”洪家兴说。
范鸿义做研究有两把尺子，碰到一个问题，先衡量自己能不能解决，不能就放手。能解决就持之以恒。曾经有一个题目他用了13年时间才想出来。“当然，你不能13年就做一个题目。研究工作一种叫作兴趣研究，一种叫作生存研究。生存研究必须得做，要保证正常收入，否则吃什么？”“我导师跟我说过，什么样的科学发展最快？跟吃饭有关系的”。范鸿义说。
上世纪90年代初，范鸿义到国外读书，认识到计算机对社会生活的影响力，此后他的研究就有意识地解决大位数据分析的问题。2000年以后，范洪义的提法逐渐受到国际统计界的重视，现在大位数据分析变成了一个很热的课题。2009年，他获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主要贡献就是大位数据分析。
“所以说做研究一定要跟生产实际相结合，因为计算机的迅速发展，解决这个方向上的问题就成为热点课题。”范鸿义说。
“什么叫作重要的工作？基本的工作就是重要的工作，这句话是指导我一辈子的座右铭。”马中骐1984年得到杨振宁的邀请到纽约州立大学实习分校工作一年，这是杨振宁给他印象最深的一句话。“你做的工作是基本的，只要是正确的就能站得住脚。”马中骐说，“我1985年发表的文章20年后还有人引用。2004年剑桥大学出版了一本教科书《量性定理》，基本上就是用我们的方法。这就是基本的工作，就是重要的工作，20多年之后人家仍然承认这是你的成果。”
青年焦虑：中学同学和本科同学已经有车有房，博士生还没有毕业。课题、论文、求职……如何静下心来做学问？
科研环境：理直气壮搞科研是一种幸福
在重回科大读研究生前，李尚志在四川大巴山深处教书，教书是他年轻时候最不想做的事情，没想到他教了一辈子书，成为18博士中唯一的全国模范教师。
“我小时候梦想是成为数学家，看到科大的招生广告，华罗庚给一年级本科生上课，而且课间休息和学生一起交流。我就想考上科大，名列前茅，华罗庚看上我，我就成为数学家了。”
他确实考上了科大，也名列前茅，但是人算不如天算，还不到一年，“文革”开始，在大学只念了一年书的李尚志被分配到四川大巴山深处教书。“很多人说我有远见，在大巴山学数学准备以后考研究生。其实我哪知道后来会招研究生，我念数学是因为喜欢！”李尚志的生活哲学是：不要看到好处再去。
首批18位博士，12位是数学专业。华东师范大学原校长王建磐小时候的梦也是研究数学，他从初中学抽象代数就喜欢上了，但是高中还没念完就到农村去插队，后来做了5年专业文艺工作，是18位当中唯一一个“文革”前没有上过
大学的。
“现在可以理直气壮地搞科研，很多人又不想理直气壮地搞科研，因为外面的世界吸引力太大、太浮躁。”王建磐说。
“现在很多学生讲毕业很困难，我说现在是相对的贫困，我们那时是绝对的贫困。绝对的贫困下我们熬过来了，你们在相对的贫困下能不能熬出来？希望你们能够从我们的经历中吸取一点东西，如果不喜欢科学就不要来了，既然来了，就好好地静下心来做你们的学问。人生的评价、社会的评价是各种各样的。老板赚了几十个亿，是个成功人士，你解决了一个世界难题，也是成功人士。”王建磐说。
☆ 大兴读书学习之风 增强向上向善力量
（记者彭波）在第二十个“世界读书日”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刘云山23日上午来到中华书局，参加读者开放日活动。他强调，开卷有益、读书增智，阅读是一个国家精神发育的基本途径，是建设学习大国的重要内容。要大兴读书学习之风，引导人们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增强全社会向上向善的力量。
读者开放日活动，聚集了不少群众和青少年。现场醒目展示着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读书学习的重要论述，“读书可以让人保持思想活力，让人得到智慧启发，让人滋养浩然正气”等吸引人们驻足观看、仔细品味，领悟读书的意义，感受读书的氛围。
上午9时30分许，刘云山首先来到中华书局出版精品展台，听取有关介绍，对中华书局坚守民族文化立场、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取得的成果给予肯定。在中华经典古籍数据库电脑终端，刘云山称赞中华书局推动传统出版与新技术新媒体融合发展的有益探索。他说，中华典籍是先人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把优秀典籍整理出来、传承下去，关乎中华文脉的延续，关乎民族精神家园的构建，希望中华书局积极借助新技术新媒体，发挥“老字号”、老品牌优势，扩大中华文化的传播力和影响力。
随后，刘云山来到“生生不息——传统文化与核心价值”诵读现场，同大家一起重温中华经典名句，并与参加活动的师生和文化学者亲切交谈。他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文化根脉，要引导人们多读文化经典，增强对中华文化的自豪感，以文化自信支撑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
刘云山强调，要把全民阅读活动作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重要举措，作为建设学习型社会的重要载体，深入持久开展下去。全民阅读重在全民参与，要从青少年抓起，发挥领导干部带头作用和文化名家示范作用，让读书成为文明风尚，让“书香味”浓郁起来。要关注和引导新兴阅读方式，加快发展数字出版，抓好新兴媒体内容建设，更好地促进全民阅读。出版单位要坚持正确导向，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多出弘扬中国精神的优秀读物。要加强宣传引导，继续开展好书推荐、捐赠助读、经典诵读等群众性读书活动，营造读书学习的浓厚氛围。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刘奇葆一同参加活动。《人民日报》（ 2015年04月24日 01 版）
☆ 邢福义：学术研究不妨多点“小题大做”
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文章？关键在于选题。
一般来说，题目小而涵量大，这是好选题。首先是题目要小。这是为了能够对问题做穷尽性的发掘，保证把文章写得深入透彻。小到什么程度？或者针对一个事实，或者针对一个事实的某个侧面，或者针对一个事实某个侧面的有代表性的现象。其次是涵量要大。这是为了存有可以“大做”的空间。所谓“涵量大”，一方面对内具有可掘性，好比开矿，想要开掘的地点有丰富的蕴藏；另一方面，对外具有引发力，可以由此及彼，带动连贯性、系列性的追踪研究。
说个具体例子。“最”是什么意思？权威的《汉语大词典》和《现代汉语词典》对这个词的解释都是：“副词。表示某种属性超过所有同类的人和事物。”作为词典，这个解释无可非议。然而，到底怎样才是“最”？可以称之为“最”的人物，是不是唯一的位居第一的人物？“最……之一”的说法是不是病句？
考察可知，“最X”有的属于客观性表述，是一种科学性的数字式认定，比如“中国是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有的属于主观性表述，是一种情绪性的认定，比如“你老欺负人，世界上就你最坏！”在尊重客观事实的表述中，“最X”可以形成一个“最”义级层，所涵容的人物可以是多个体的。比如：中国当代最负盛名的一批作家，如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叶圣陶、冰心、孙犁、萧乾、王蒙等等，都曾将他们的力作交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小说家》1998年第4期封底）这里，指出“最负盛名”的作家有“一批”，列出了9个名字，而且还加了“等等”。这是“最”义级层涵容“多个体”的典型例子。2000年，我在《中国语文》上发表《“最”级层的多个体涵量》，对现当代作品中“最”的使用情况做过全面描述；2014年，我又在《语文研究》上发表《汉语事实在论证中的有效描述》，用大量例子进一步证明同类用法自古有之。例如：有十子，靖、庄最知名。（《周书》卷四二）城里有乌、吴、莫三位这等一班最关切的人。（《儿女英雄传》三六回）两例分别见于文言作品和近古白话作品，“最”的指称对象都是二人及以上。
既然“最”所涵容的人物可以多个体，便不一定是位居第一的人物。比如：这是北京第二座最大的王府，仅比怡亲王允祥的府邸略小一点。（二月河《雍正皇帝》）此例等于说北京有两座最大的王府，怡亲王府邸是第一，“这”是第二。既然“最”所涵容的人物可以多个体，“之一”的说法便可以成立。例如：她在外贸局是最穷的人之一。（方方《白雾》）之所以用“最……之一”，显然是考虑了表述准确的分寸。诚然，在汉语语法系统中，“最”的涵义和用法是个很小的题目，但如果不付出时间和精力去“小题大做”，人们的认识就会停留于模糊的原点。
末了，强调两点意思。第一，任何学科领域都存在无法计数的盲点。不断解除盲点，学科才能不断走向成熟。而盲点的解除，需要下苦功“小题大做”。第二，“小题大做”最能锻炼一个人的研究能力。只要“小题大做”形成习惯，由此及彼地一步步走下去，必能形成自己的研究特点和风格，成为学术俊士。
（作者邢福义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全球华语语法研究”首席专家、华中师范大学教授）摘自：社科基金专刊（光明日报）http://www.npopss-cn.gov.cn/n/2015/0402/c352106-2678928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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