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研简报
2018年第1期（总第69期）
衡水学院科研处编印 2018年3月31日
目 录：
【科研工作动态】
●英国格林多大学访问我校
●李宗圣教授应邀到我校化工学院做学术报告
【基金要闻】
●【中国科学报】开启基础研究新时代实现科学基金新作为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学术期刊资助管理办法
●刘延东副总理调研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研究计划“生物大分子动态修饰与化学干预”项目启动学术交流会在上海召开
●“华北克拉通破坏”重大研究计划有力提升我国固体地球科学国际地位
● “细胞编程和重编程的表观遗传机制”重大研究计划推动我国该领域跨越式发展
●“可信软件基础研究”重大研究计划为改善软件可信性提供有力科学支撑
【他山之石】
●薛秀军：新时代的三重指向与我们的历史担当
●欧阳峣:新时代视域下大国经济的规模与结构
●新中国文化遗产管理制度的发展演变
●大运河文化的内涵与价值
【科研工作动态】
☆ 英国格林多大学访问我校
3月9日，英国格林多大学副校长Dr Aulay Mackenzie一行及东方宇新执行总裁侯钢一行来我校访问。我校党委书记王守忠接见了英国格林多大学代表团一行。党委副书记、校长田光，党委常委宋庆喜及相关部门主要领导，相关二级学院主要领导与来访者就双方合作进行了交流洽谈。党委常委宋庆喜主持会议。
会上，党委副书记、校长田光对英国格林多大学来访表示热烈欢迎。党委常委宋庆喜介绍了衡水市和衡水学院概况。英国格林多大学副校长Dr Aulay Mackenzie就格林多大学的情况和优势学科作了说明。格林多大学全称威尔士格林多大学（Glyndwr University），始建于1887年；作为威尔士大学的成员之一，格林多大学已迅速发展为北威尔士地区提供大学教育的主要高等院校；学校拥有四大学院，分别是创意艺术学院，社会和生命科学学院，应用科学／计算机和工程学院，北威尔士商学院。在教学上，格林多大学以学生为重点，提供高质量的教学和科研，所有课程都为满足学生、雇主和社团的需求而设计并随时调整，课程设置与产业紧密结合。在科研上，格林多大学有强大的研究和学术支持根基，保证学校的研究能紧跟潮流和先进领域，与时代同步；学校被授予英国官方权威的TEF（教学卓越框架）银奖资质；在实践上，与工作有关的学习是课程的核心，通过与行业、雇主和专业客户合作，为学生提供实习实践机会和开发自己的企业项目机会；学校专注于提供能够影响现实世界的研究计划，从与当地企业合作的项目到开发和实践，再到全球天文学项目；许多课程通过展览，比赛和表演，或通过外部工作机会获得实践经验的机会；在就业上，格林多大学的就业率在北威尔士地区排名第一。
经过洽谈，双方就联合培养学生、优势学科交流等项目有了初步探讨并达成合作意向。此次访问洽谈掀开了我校与英国高校交流合作的新篇章，推动了我校国际交流的进程。
☆ 李宗圣教授应邀到我校化工学院做学术报告
3月23日，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教授、北京艾百诺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宗圣博士应邀到我院进行学术报告，化工学院全体教师在17-427聆听了讲座报告。
李宗圣，药物化学博士，教授，硕士生导师，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评审专家，主持开发了阿齐沙坦（心血管药物）、托匹司他（痛风类药物）、富马酸沃诺拉赞（胃溃疡类药物）等几十个药物品种，已经获批国家发明专利、国际发明专利多项，在国际上发表研究论文20多篇。
李博士就《原料药开发流程和化学在工艺路线选择中的作用》进行了精彩讲述，主要以三种药物为例，对立项、设计合成路线、制备目标产物、工艺优化、中试和工业化几个阶段详细的给老师们做了讲解。对国内药物研发现状，药物研发的不同层次，以及我国药物研发模式的思考也有阐述。讲座之后老师们积极踊跃与李博士交流，李博士都进行了耐心细致的讲解。此次学术报告拓展了老师们的研究视野，营造出和谐的学术研究氛围。
【基金动态】
☆ 【中国科学报】开启基础研究新时代实现科学基金新作为
万象呈辉，岁序更新。在这辞旧迎新的美好时刻，我谨代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向关心支持科学基金事业发展的各界人士，向奋力创新的科学基金项目承担者、向勤勉尽责的海内外评审专家，向辛勤工作的依托单位科学基金管理者致以诚挚的谢意和新年的祝福。
2017年，科学基金认真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深入落实全国科技创新大会精神，系统谋划、重点推进、强化监督、紧抓落实，各项工作取得新进展。
过去一年，科学基金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基金委严肃落实中央巡视整改意见，扎实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制度化常态化，多措并举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科学基金党内制度规范取得新成效，基层党建焕发新气象，党风廉政建设取得新突破，理想信念坚定树立新标杆，党的各项建设全面加强。
过去一年，科学基金年度资助计划圆满完成。全年共接收各类项目申请20.22万项，择优资助4.36万项。与此同时，基金委不断探索管理工作改革，优化调整学科代码，聚焦支持交叉创新，为颠覆性技术突破奠定源头创新基础，为世界科技强国建设夯实人才和科学基础。
过去一年，科学基金合作开放不断深化。“支持科学人才合作共创‘一带一路’未来”国际研讨会的召开，为“一带一路”科学合作描绘清晰的发展路线图“科学基金‘一带一路’科学－人才－未来”资助框架逐步探索形成。截至目前，基金委目前已与49个国家（地区）的91个科学基金组织、研究机构或国际组织签署了合作协议或谅解备忘录。
过去一年，科学基金协同创新格局持续拓展。基金委充分发挥科学基金导向作用，吸引社会资源投入基础研究，共同解决地区、行业、企业需求中的关键科学问题，在空间科学、军民融合等多个领域促进人才和原创成果产出，积极探索基础研究领域联合资助新模式新途径。
过去一年，科学基金科研诚信建设牢固加强。对科研不端行为“零容忍”是科学基金一以贯之的坚决态度，对涉及科研不端的项目资助和申请采取系列措施实现“统一处理、甄别责任、分级处理”，采取取消一定年限科学基金项目申请资格、撤销已获资助科学基金项目、终止以被撤稿论文为工作基础项目的评审，为科研人员敲响警钟，让惩治不端行为始终“利剑高悬”。
过去一年，科学基金驱动我国科技实力明显提升。截至2017年底，共有14个学科产出论文的比例超过世界该学科论文的10%，材料科学、化学、工程科学三个学科发展进入总量并行阶段，发表的论文数量均居世界第一，其中材料科学论文的被引次数排名世界第1位。农业科学、化学、计算机科学、工程技术、环境与生态学、数学、药学与毒物学和物理学等8个学科领域论文被引次数排名世界第2位。与上一年相比，有8个学科领域的论文被引频次排位有所上长。2017年，中国发表的SCI论文中有64.54%受到过科学基金资助。在科睿唯安公司和中科院联合发布的全球143个研究前沿所涉及的核心论文中，有15.24%受到科学基金资助，基金委资助绩效排全球科学资助机构之首。
新时代催生新使命，新目标提出新要求。2018年，基金委将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加快实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十三五”规划》，聚焦“四个突破”，深化管理工作改革，加强科学基金顶层设计和统筹资助部署，面向世界科技前沿，实现前瞻性基础研究、引领性原创成果的重大突破，全面培育源头创新能力，大力营造良好创新环境，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凝神聚力，奋勇向前，不断开创科学基金工作新景象，为繁荣新时代中国基础研究事业和建设世界科技强国实现新作为。
☆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学术期刊资助管理办法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学术期刊资助管理办法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为了规范和加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以下简称国家社科基金）学术期刊资助管理，增强资金使用效益，更好发挥国家社科基金示范引导作用，根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管理办法（修订）》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资金管理办法》，制订本办法。
第二条资助期刊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全面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成为研究宣传阐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阵地，成为推动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阵地，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
第三条着力提升资助期刊办刊质量和学术水平，培育若干在国内外具有较强影响力的重点权威期刊，充分发挥国家社科基金示范引领作用。
第四条资助期刊不得以任何名义向作者收取费用。
第五条资助期刊须在封面显著位置标注“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期刊”字样。
第六条资助期刊须将每期刊登论文的电子版，及时提交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数据库。
第二章资金管理
第七条资助资金采用专账管理，专款专用。资金使用应当符合国家有关财政财务制度的规定。
第八条资助资金分为基础资金和专项资金。基础资金是为满足期刊基本办刊需要开支的经费，每种期刊每年40万元。专项资金是对资助效果较好期刊追加的经费，每年10万—40万元不等。
第九条资助资金主要开支范围包括：
（一）稿费：指支付作者稿酬的费用。
（二）审稿费：指邀请编辑部以外的专家（含非编辑部的编委会成员）审读作者投稿和审校期刊支付的费用。
（三）翻译费：指支付译者翻译期刊文章及相关资料的费用。
（四）会议费/差旅费/国际合作与交流费：指办刊过程中开展学术研讨、组稿约稿、咨询交流及编辑人员（含聘用编辑，下同）参加业务培训等活动而发生的会议、交通、食宿、培训等费用，以及编辑人员出国及赴港澳台、外国专家来华及港澳台专家来内地开展办刊合作与交流的费用。应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严格控制会议数量和规模、开支标准及会期。差旅费开支范围和标准应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出国、出境应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履行报批手续。
（五）专家咨询费：指办刊过程中支付给临时聘请的咨询专家的费用。支出标准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支出额度不超过资助总额的15%。
（六）资料费：指期刊编辑人员业务学习和培训过程中需要支付的图书（包括外文图书）购置费，资料收集、整理、复印、翻拍费，专用软件购买费，文献检索费等。
（七）劳务费：指在期刊办刊过程中支付给无工资收入临时聘用的本科生、研究生、博士后及其他辅助人员的劳务费用。支出额度不超过资助总额的10%。
（八）印制费：指在期刊办刊过程中支付的设计、排版、印刷及论文结集出版等费用。
（九）数字化建设费：指支付期刊数字化平台建设和维护的费用。
（十）绩效支出：指编辑部为调动编辑人员办刊积极性，根据绩效考核情况支付的人员激励费用。支出额度不超过资助总额的15%，不计入所在单位绩效工资总量。绩效支出不得用于发放人员工资。
（十一）管理费：指期刊主办单位为组织和支持期刊管理提取的费用，每种期刊每年不超过3000元。
（十二）其他支出：以上所列费用之外的其他支出，可根据实际单独报请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以下简称全国社科规划办）批准后执行。
上述各支出科目除有明确支出比例外，均不设支出上限。
第十条资助期刊应当根据需要和资金开支范围，科学合理编制预算，并对支出主要用途和测算理由等作出说明。
资助期刊应当在收到年度经费预算表后，在规定时间内按照批准的资助额度编制年度经费预算，经全国社科规划办批准后执行。逾期不提交经费预算的，视为自动放弃资助。
第十一条资助期刊应当严格执行批准后的预算。确需调剂的，须经主办单位审批，并报全国社科规划办备案。
第十二条每一资助年度到期，期刊应当如实编制经费决算表，并附上主办单位财务部门打印并加盖公章的资金开支明细账和资助资金余额。
第十三条资助期刊主办单位财务部门应妥善保存资金账目和单据。全国社科规划办每年以抽查方式，组织检查资金使用和管理情况，并适时开展专项审计，期刊主办单位应当积极配合，如实提供有关资料。
第三章日常管理与考核
第十四条期刊资助实施阅评制度。重点审读政治导向、论文选题、研究方法、学术规范、编校质量等，组织开展期刊互评，及时通报阅评情况。
第十五条期刊资助建立信息通报机制。资助期刊应当及时报送重要办刊信息，全国社科规划办择优编发国家社科基金期刊资助《情况通报》。
第十六条期刊资助建立信誉档案。主要记载资助期刊重要办刊举措和成效、信息报送和采用情况、资金使用和执行情况，以及各种违规行为等。
第十七条期刊资助定期开展年度考核。全国社科规划办综合年度考核材料、期刊阅评结果、信息报送和采用、信誉档案记录、资金使用和执行等情况组织年度考核。
第十八条期刊资助实行动态管理。全国社科规划办对存在政治导向问题、严重违规行为，或者年度考核不合格的期刊撤销资助，并公开通报。有其他违规行为的，根据不同情况分别做出批评整改、暂停拨款、暂停资助等处理。
全国社科规划办根据实际情况，适时增补部分资助期刊。
第四章附则
第十九条本办法由全国社科规划办负责解释。
第二十条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全国社科规划办2012年6月12日发布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学术期刊资助管理办法（暂行）》，以及2012年7月9日发布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学术期刊资助经费管理办法（暂行）》同时废止。
☆ 刘延东副总理调研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2018年2月13日，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来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以下简称基金委）进行调研考察，听取基金委十八大以来的工作进展及2018年工作思路的汇报，并为基金委全体干部职工及广大科技工作者带来了2018农历戊戌年的春节祝福。
刘延东首先参观了基金委“砥砺奋进的5年”资助成果展，随后看望了基金委行政部门和科学部工作人员，了解他们的工作生活情况。
参观考察后，刘延东出席科学基金工作座谈会。基金委党组书记李静海代表全委干部职工，对党中央国务院和刘延东副总理对科学基金工作的关心和支持，致以衷心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李静海汇报了基金委的主要工作情况，党的十八大以来，基金委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和刘延东副总理的重要指示，统筹项目资助与管理，充分发挥科学基金资助基础研究和科学前沿探索，支持人才和团队建设，推动学科交叉研究，增强源头创新能力的战略支撑作用，推进资助管理优化改革，资助成效显著。
基金委第七届主任杨卫、第七届全委会委员代表薛其坤、第四届监督委员会主任陈宜瑜，分别围绕发挥科学基金对基础研究的引领作用、科学基金的人才培养、科研诚信建设等方面作了发言。与会代表纷纷表示，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坚强领导下，基础研究进入全新发展时期，科学基金人要抓住机遇，砥砺前行，管好基金、用好基金，在实现科技强国的中国梦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刘延东听取报告后发表重要讲话。她指出，1986年国务院成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通过同行评议和科学民主管理，实现基础研究资源合理配置，在我国科学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通过30多年实践，自然科学基金在国家创新体系中地位更加凸显，成为支持基础研究的主渠道之一。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基金委领导班子带领全体同志，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锐意进取、开拓创新，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效，促进源头创新能力持续提升，科学基金资助管理改革有序推进，信息化评审与开放共享平台建设特色鲜明，服务国家和行业区域创新发展成效显著，为夯实国家发展根基、提升国家创新实力作出了积极贡献。
刘延东要求基金委，一要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二要围绕国家战略，聚焦国际前沿，遵循科学发展规律，树立创新自信，牢牢把握好科技进步的大方向；三要为科研活动助力减负，营造有利于基础研究规律的环境；四要全力支持人才成长，集聚培育高水平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五要坚持走开放创新之路，深化国际合作，取得更多重大原创成果。她希望基金委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精神投入工作，扎实推进基础研究的繁荣发展，为建设创新型国家和世界科技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国务院副秘书长江小涓，基金委领导班子成员、第七届委员会委员、第四届监督委员会委员、委机关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了调研座谈会。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研究计划“生物大分子动态修饰与化学干预”项目启动学术交流会在上海召开
2018年3月22-23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研究计划“生物大分子动态修饰与化学干预”项目启动学术交流会在上海召开。本次会议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以下简称基金委）化学科学部主办，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承办。基金委副主任张希院士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化学科学部常务副主任陈拥军研究员主持开幕式。
张希院士在致辞中强调，“生物大分子动态修饰与化学干预”要有更高的标准，要大力发展原始创新，不能满足于在国际同行已经很热闹的方向修改补充。希望专家们充分发挥各自的想象力、创造力，独树一帜解决跨学科的重要问题。要通过优势互补，达到更新的高度，显著提升原始创新能力，建立新的动态修饰方法，开发特异性分子，在实现原始创新方面，起到引领示范作用。他指出课题申请与结题不应简单以论文发表杂志评论研究成果，要体现新时代科学基金制的特点。专家组多考虑重大研究计划的发展，进一步发挥在确定方向、遴选项目、促进学科交叉、推动人才发展等方面的主动作用。
特邀专家张礼和院士指出该重大研究计划需要多学科融合合作，打破传统学科界限，以解决科学问题为导向，开创科研新文化；要走自己的路，才能真正实现超越发展，推进跨学科融合合作。
重大研究计划专家组组长蒋华良院士介绍项目研究背景与立项内容，首批项目申请与资助情况，强调下一次项目申请应注意的事项。重大研究计划重点项目负责人对项目的整体布局项目和工作进展进行详细报告和讨论，培育项目负责人以墙报的形式进行汇报。现场专家就相关问题与汇报人之间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与交流。报告结束以后，指导专家组对项目研究进展予以点评，强调项目要按照指南执行，切实在新的学科方向、技术发展、动态机制等方面更为深入探索，作出更多国际领先的原创性工作。
指导专家组、管理工作组以及特邀专家讨论重大研究计划整体进行情况，以及2018年度指南方向。建议加强新技术、新生命科学问题等方向，以支持项目和支持人才的方式同步推进，以促进跨越式的发展，实现化学与生物交叉研究的国际领跑。
会议特别特邀林国强院士、席真教授参加。基金委医学科学部孙瑞娟副主任出席本次会议。
☆ “华北克拉通破坏”重大研究计划有力提升我国固体地球科学国际地位
2018年1月2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审批批准同意“华北克拉通”重大研究计划实施结束。自2007年决定立项以来，发布项目申请指南8次，共收到各类项目申请214项，共资助项目66项，其中培育项目2项，重点支持项目55项，集成项目4项，战略研究项目5项，资助总经费20000万元。
克拉通是大陆的稳定地质单元。华北克拉通从形成（18亿年前）到2亿年前保持稳定，但2亿年以来发生大规模岩浆活动、强烈地壳变形和大地震，其不稳定的地球演化内涵和规律成为地球科学家不倦探索近百年的难题。该重大研究计划以“克拉通破坏”为核心科学问题，以观测和实验获取原始资料为先导，以地质构造、地球物理、岩石学地化、实验模拟、资源环境灾害、学科集成和战略研究为布局，以地质、地球物理和地球化学多学科综合研究为手段，提出“克拉通破坏”新概念，期望厘定华北克拉通破坏的时空范围，论证克拉通破坏机制，建立“克拉通破坏”理论体系，使华北克拉通破坏成为全球研究热点，提升我国固体地球科学研究的国际学术地位。
该重大研究计划实施以来，以依靠专家、科学管理和有利创新为组织管理宗旨，采用专家组和工作组相结合的管理方式，充分发挥地质、地球物理、地球化学等多学科综合优势，通过观测、实验和理论研究，从地球系统科学的角度认识华北克拉通破坏的时空分布范围和过程，揭示了克拉通破坏时地球内部不同圈层的相互作用和动力学机制，创建了“克拉通破坏”理论体系，探索了克拉通破坏的资源和生物效应，提升了对大陆形成与演化的认知水平，完成三阶段研究和两层次集成。在科学活动中引导前瞻性思维，在执行中推进顶层设计，引导学科交叉，围绕核心科学问题，实现重大科学问题的突破，取得了如下主要创新性成果：
一、持续在华北克拉通及邻区全面开展地质考察、岩石采样和地球化学实验及深部结构探测，全面获取原始观测信息。依托先进的探测实验技术，对原始样品和数据进行了高分辨的分析研究，基本达到覆盖目标区的多学科探测，为深入研究大陆演化提供了重要的基础资料。
二、自主研发了系列原位微区年代学和同位素分析方法和深部探测技术，并将这些开拓性的方法与技术广泛应用到克拉通破坏与全球大陆构造研究领域。
三、全面开展了对华北克拉通演化过程的深入研究，探明了华北克拉通的深部结构与构造，揭示了克拉通岩石圈厚度的变化规律，查明了中-新生代岩浆作用的时空差异，明确厘定了华北克拉通破坏的时空范围。
四、确定了早白垩世西太平洋板块俯冲作用是导致华北克拉通破坏的一级外部控制因素和驱动力；西太平洋板块俯冲、回撤以及俯冲板片在地幔过渡带的滞留脱水使上覆地幔发生熔融和非稳态流动，是导致克拉通破坏的主要途径。
五、提出了岩石圈减薄、大规模的岩浆活动和构造变形只是华北克拉通演化过程中的表现形式，其实质是由于岩石圈地幔的物质组成与物理化学性质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从而导致克拉通固有的稳定性遭到破坏，建立了克拉通破坏理论。论证了洋-陆相互作用导致克拉通破坏与大陆增生是全球大陆演化普遍规律，发展了板块构造理论。
六、探索了克拉通破坏的浅部效应，确定了胶东地区金矿床形成主要受控于华北克拉通破坏过程中的大规模岩浆作用，为国家将辽东作为黄金接替基地，提供了科学依据。
在该重大研究计划资助下，研究人员共发表SCI检索论文870篇，其中国际刊物论文655篇。在Lithos和Gondwana Research上各出版1部专辑。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3项。该计划极大地推动了我国地球科学学科综合人才的培养，主要科研人员中有32人入选美国信息科学研究所（ISI）ESI地学高引用率科学家名录，相关人员获基金委优秀创新群体资助6个；研究计划实施期间，有7位项目负责人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16位青年科研人员获杰出青年基金资助。
评估专家组认为，该重大研究计划的实施使得“华北克拉通破坏”成为全球大陆演化与动力学研究的热点，中国科学家在此领域发挥了引领作用，显著提升了我国固体地球科学研究的国际学术地位。在汤森路透—中科院发布的《2014研究前沿》和《2015研究前沿》中，“华北克拉通破坏”连续两年均为全球地球科学领域Top10的热点。该研究计划的科学成果，提升了中国地球科学家的国际视野，为“特提斯地球动力学系统”重大研究计划项目、“克拉通破坏与陆地生物演化”科学中心项目、国家重点研究发计划“华北克拉通成矿系统的深部过程与成矿机理”和“重大地质事件与成矿效应”项目的立项和实施提供了研究基础和人才储备。
该重大研究计划始终遵循“有限目标、稳定支持、集成升华、跨越发展”的总体思路，通过加强顶层设计，不断凝炼科学目标，积极促进学科交叉。在实施过程中，充分发挥了专家学术管理与项目资助管理相结合的管理模式，确保项目研究的针对性、项目资助的公正性和项目完成的质量。该重大研究计划取得了一批具有重大创新的研究成果，提出了“克拉通破坏”理论体系，是中国近年最具国际影响的固体地球科学研究成果，为中国地球科学家走向全球起到引领作用。
图1 华北克拉通破坏机制
图2 华北克拉通早白垩世主要金矿集区分布
☆ “细胞编程和重编程的表观遗传机制”重大研究计划推动我国该领域跨越式发展
图1. 利用冷冻电镜三维重构技术解析30 nm染色质左手双螺旋高清晰三维结构。
图2. “跷跷板模型”是个普适性的改变细胞命运的模型
图3. 体细胞向肝细胞转分化及人工肝治疗肝衰竭
图4. 哺乳动物父源和母源的主动去甲基化方式
2018年1月2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以下简称基金委）批准“细胞编程和重编程的表观遗传机制”重大研究计划（以下简称该计划）结题。该计划于2008年10月启动，2016年底资助项目结题，累计资助项目156项，其中包括培育项目68项、重点项目23项和集成项目59项。申请项目涉及生命、化学和信息等学部，资助经费1.9亿元。
表观遗传学是20世纪80年代后期逐渐兴起的一门新学科，表观遗传调控机制是生命现象中的一种普遍存在的基因表达调控方式，是调控生长、发育、衰老与疾病发生的重要机制之一。细胞编程与重编程研究囊括了表观遗传学的基本科学问题，是不依赖DNA序列变化的可继承的细胞性状变化。表观遗传调控在干细胞维持和自我更新与分化，个体的衰老和发育异常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且生命个体对环境因素(包括营养、物理化学因素、甚至心理因素等)发生有序应答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表观遗传调控网络的有效运行。越来越多的表观调控因子成为新的药物靶标，用于治疗癌症、神经退行性病变等重大疾病；表观遗传调控还在植物发育、植物抗性、植物杂种优势的形成等方面也起着重要的作用，因而表观遗传学研究越来越受到广泛重视并成为生命科学研究的前沿和热点。
该计划实施期间，研究人员通过多学科交叉的研究手段，认识细胞编程和重编程过程中表观遗传信息形成、维持和作用的规律和特点，阐明表观遗传调控在细胞生长、发育和环境适应等方面的作用机理，揭示表观遗传网络组成、进化和运行的机制，取得一系列具有重大国际影响的突破性进展，主要表现在：
（1）揭示一系列表观遗传调控新机制，在染色质高级结构的研究中取得了突破。发现并鉴定了多种DNA甲基化修饰、组蛋白修饰的新分子，深入探讨了核小体组装、“组蛋白密码”的组成、识别的机制，阐明重要信号转导通路在表观遗传信息建立和维持机制中的作用，研究染色质高级结构及异染色质与常染色质转换的调控机制及功能，尤其是在国际上率先解析30纳米染色质结构，并提出四核小体为染色质重要的结构和调控单元，解决了分子生物学领域一个30多年悬而未决的重大科学问题（图1）。这些发现使我国在DNA甲基化去甲基化机制研究、DNA新甲基化修饰发现与机制研究以及染色质高级结构研究方面处于国际领先地位。
（2）成功建立单倍体胚胎干细胞及半克隆技术，发现体细胞重编程新的调控机制与方法。单倍体干细胞是一种全新的人工建立的细胞类型。本计划支持的项目首次建立了能够替代精子完成生殖过程的小鼠和大鼠孤雄单倍体胚胎干细胞系，以及猴孤雌单倍体胚胎干细胞系；开发了基于单倍体胚胎干细胞的遗传筛选和遗传修饰技术；将单倍体干细胞作为新的技术和工具应用于生殖发育生物学研究，获得了来自两只雌性“同性”小鼠的后代，首次创建了一类新型的细胞类型——哺乳动物异种杂合二倍体干细胞，丰富了生殖发育研究理论和体系，拓展了生殖发育研究的范畴，展示了单倍体干细胞可能为生殖生物学、发育生物学、遗传学和进化生物学带来的重要应用前景。相关成果在高影响力期刊发表的论文数量超过国际上其他国家发表的论文数量之和，表明我国在单倍体干细胞技术及其相关研究领域处于引领地位。另外，基于传统的iPS技术，建立体细胞的化学重编程技术；提出谱系决定因子可以替代多潜能性基因，诱导成体细胞转变成iPS细胞，提出“跷跷板模型”是个普适性的改变细胞命运的模型（图2），从新的角度解释了细胞命运决定的理论，使我国在体细胞重编程机制研究方面也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3）在细胞分化转分化、发育与疾病相关的表观遗传机制研究取得丰硕成果。本计划的实施，揭示了多种细胞分化、转分化的调控机制，并发现了多条发育及疾病相关的表观遗传修饰；尤其是发现促进体细胞向肝细胞转分化的关键因子，产生的功能肝细胞可扩增至临床数量级，与生物人工肝装置结合，成功救治急性肝衰竭的模型动物并初步进入临床研究阶段（图3），为生物人工肝的临床应用提供了坚实可靠的基础。
（4）构建不同物种全基因组甲基化图谱，揭示表观遗传信息网络的起源与进化。通过采集高通量数据构建表观遗传学图谱，揭示不同物种早期胚胎发育过程中表观遗传修饰的特点和遗传进化的规律，建立斑马鱼配子和早期胚胎单碱基分辨率全基因组图谱，证明除了DNA序列以外，表观遗传信息也可以完整地遗传到子代，引发了关于表观遗传信息是否对进化起驱动作用的新思考。建立了哺乳动物早期胚胎发育中DNA甲基化图谱（图4），改写长期以来关于哺乳动物早期胚胎发育过程中，母源基因组通过被动稀释去甲基化的错误认识。这些发现丰富了我们对表观遗传信息网络起源与进化的认识，使我国在早期胚胎发育表观遗传修饰重编程研究中处于国际领先水平。
在该计划资助下，研究人员在国际权威期刊发表论文815篇，其中包括Nature 8篇；Science 2篇； Cell 13篇；Nature 系列38篇； Cell Stem Cell 11篇；Cell Research 46篇；PNAS 25篇；全部论文引用总计超过1.8万次，单篇引用最高1200余次。30纳米染色质结构等成果已入选最新版的国际主流教科书Lehninger Principles ofBiochemistry（《生物化学原理》）和Fundamentals of Biochemistry（《生物化学基础》）；申报国际国内专利37项；荣获多项重要奖项，其中包括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两项、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一项、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四项，并有4项研究成果入选中国科学十大进展。在本计划的支持下，我国在表观遗传和细胞命运决定领域出现了一批具有国际水准的优秀科学家。在本计划实施期间，专家指导委员会成员或项目承担人中有5人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项目承担人中有15人在承担项目期间获得基金委“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16人获得基金委“优秀青年科学基金”，9人获基金委“创新研究群体”学术带头人。培养出站博士后84名，毕业博士生441名，毕业硕士生255名，为我国表观遗传研究领域创新能力的全面提升和可持续发展提供了重要的人才保证。
评估专家组认为，该计划实施极大提高了我国在表观遗传和细胞命运决定领域的研究水平，实现了从跟踪并行到跻身世界先进行列的跨越式发展。29位参加评估的专家全部给予优秀的结束评价。
该计划指导专家组提出，未来我国表观遗传研究还需要继续拓展表观遗传体系对环境信号的响应及记忆、细胞核内染色质高级结构和动态变化的调控、单细胞表观遗传信息测定技术、表观基因组编辑技术、表观转录组等新方向的研究，继续提升我国表观遗传学研究在国际科学界的地位。
☆ “可信软件基础研究”重大研究计划为改善软件可信性提供有力科学支撑
2017年12月14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以下简称基金委）组织专家对“可信软件基础研究”重大研究计划（以下简称该计划）进行结束评估。该计划是基金委在“十一五”期间启动的重大研究计划之一，由信息科学部、数学物理科学部和管理科学部联合组织。自2007年底启动以来，共资助研究项目102项，其中培育项目73项，重点项目24项，集成项目5项，资助费用1.9亿元，全部资助项目已于2016年底结题。
“可信”是在传统的安全、可靠等概念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个相对较新的学术概念。随着软件的规模越来越大，软件的开发、集成和持续演化越来越复杂，软件的运行环境和开发环境从传统的封闭静态环境拓展为开放、动态、多变的互联网环境，“可信软件”已成为现代软件技术发展和应用的重要趋势和必然选择。该重大研究计划以国家关键应用领域中软件可信性问题为主攻目标，既有力推动了软件基础理论的探索与创新，又有效应对了软件发展的重要科学挑战，对促进我国软件产业的振兴与发展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计划实施期间，研究人员以国家关键应用领域中软件可信性问题为主攻目标，揭示软件可信和环境可信性度量与演化的基本规律，建立可信软件及其环境构造与验证、演化与控制的方法和关键技术体系，研究可信软件开发工具和运行支撑平台及环境，并在典型的嵌入式软件和网络应用软件中进行验证和示范，为改善国家重大工程中的软件可信性提供科学支撑，取得如下主要学术成果：
一、基础理论研究实现跨越式发展。系统性地研究了软件可信性度量建模与预测、可信软件的构造与验证、可信软件的演化与控制、可信计算环境的构造与评估四个核心科学问题，揭示了软件可信性的基本内涵和基本特征。创新性地提出可信软件的元级理论、面向软件全生命周期的可信建模理论与面向语言的验证框架、可信软件监控与演化的一体设计体系、基于软件过程和制品的可信性度量体系，解决了软件可信性保障方面的从软件质量因素到可信认知空间的转变、属性理论到综合信任理论的转变、面向开发者到面向使用者的转换等若干关键基础理论问题。
二、关键技术平台实现创新性突破，实现可信软件技术从实验性工具向集成实用化平台跨越。研制并建立了一批可实际应用的软件可信性构造与验证工具和集成环境（平台），包括基于基准测试的代码级可信保障工具评价方法、代码级可信保障技术的可配置集成方法和基于输出整合的代码级可信保障工具集成框架，显著提高了可信软件研制的质量和效率。
三、重大示范应用有力支撑国家战略，实现可信软件技术从实验室向实际应用的跨越。以嵌入式软件和基于网络的大型应用软件作为突破点，在航天、汽车、税务、金融等行业安全攸关软件开展验证与示范应用。研制了航天嵌入式软件可信保障集成环境，搭建了面向车联网的信息服务平台与大数据云服务平台，研制了电子税务可信监控工具，建立了我国首个互联网交易风险防控体系及系统，为改善国家重大工程中的软件可信性提供了科学支撑，促进了我国软件产业的崛起和发展，产生了巨大的经济、军事和社会效益，在若干领域的规模化应用和效益处于国际先进水平。
在该计划资助下，研究人员发表研究论文2641篇，其中SCI检索收录803篇，EI检索收录1495篇，单篇引用超过100次的论文4篇，单篇引用超过50次的论文10篇；获国际专利授权9项，国内专利授权236项；获得国家级科技奖励12项，其中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1项，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1项、二等奖5项，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4项，国家国际科技合作奖1项；获得省部级科技奖励31项。研究团队在计划执行期间，培养了博士后45人，博士494人，硕士1411人；项目承担人中，4人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2人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5人获得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资助，4人获得国家优秀青年科学基金资助，3人获批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教授，2人获批教育部长江学者计划青年学者，4人入选国家千人计划，3人入选国家青年千人计划，成了一支以中青年人为主力的高水平研究队伍，培养了一批站在世界科学研究前沿的学科带头人。
评估专家组认为，该重大研究计划的实施推动了我国可信软件理论与技术的从小到大、从散到整、由弱到强的快速发展，形成了可信软件理论与技术体系，进入可信软件研究领域国际先进行列。
该计划指导专家组提出，未来我国可信软件基础研究领域应进一步突出可信性软件元理论方面的研究，继续加强形式化和数据驱动的可信软件技术相结合方面的研究，在交叉学科研究方面重点关注可信软件与人工智能的融合，形成应用牵引能力，并向多领域迁移转化。
图. 航天嵌入式软件可信性保障集成环境以及在探月工程等重要型号的应用
【他山之石】
☆ 薛秀军：新时代的三重指向与我们的历史担当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史上、中华民族发展史上意义非凡，在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人类社会发展史上也具有重大意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从时间指向上看，其标志着中国现代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期、新阶段，标志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在这个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将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激流勇进、乘势而上，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前进，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努力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在这个新时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发生了变化。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与此同时，中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中国是世界上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也没有变。这就要求我们必须进一步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在新的发展阶段，把握新的问题、迎接新的挑战，继续探索和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使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享有更加幸福安康的生活，真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从空间指向上看，其标志着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在推进自身现代化的同时，将更为深刻地影响世界现代化的发展。一方面，今天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经超过30%，随着中国不断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迈进，中国今后必将为世界发展、为推进世界现代化注入更为持续强劲的动力。并且，与很多国家不同，中国不仅不拒绝与他国分享自身经济发展的成果，而且主动邀请世界各国共同搭乘中国经济发展的快车道，以便共同推进世界经济的持续增长与不断发展。另一方面，中国始终坚持走自己的路，在社会主义制度框架内探索和推进自身现代化，这不仅使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向世界充分展示和证明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生命力，而且拓展了广大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同时，也为很多深陷发展困境、尽显发展疲态的发达国家的再发展、再现代化提供了有益参考和借鉴。总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不仅将加速推进中国现代化，而且将为解决人类发展面临的普遍问题贡献更多的中国智慧、提供更为切实有效的中国方案。换言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不仅意味着中国将发生深刻变化，而且必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和推动世界发生深刻变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从历史指向上看，其标志着人类现代文明新道路、新模式、新样态的全面开启与展开。今天，中国已经从现代化的跟跑者转向领跑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将五千年的中华文明与五百年的现代化发展、社会主义运动有机交汇融合在一起，既坚守中华文化立场，又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既植根于中国现代化的伟大实践，又放眼全球，及时把握世界科技发展最新动向，从而能不断创造性地构设和呈现更有利于真正实现每个人自由发展的新的现代文明生活样态、生活方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不仅会向世界更好地阐释和传播现代化发展的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理念，而且会在与世界各国一道共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在人类共同价值的整合与重塑中充分彰显和突出中国影响、中国贡献、中国力量，同时，也必将在人工智能、大数据和云计算等最新科技发展中呈现和作出中国选择、中国判断、中国应对……这些汇聚在一起，必将反复确证人类历史不会终结于资本主义时代，人类现代文明不会局限于资本主义的单一模式、单一道路、单一样态，人类现代文明的大幕不是即将落下，而是刚刚开启，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的探索将永无止境，马克思主义所展示的人类发展的美好未来正在不断变为现实。这些变化，将不仅关乎中国的命运，而且关乎世界的命运，不仅关乎人类当下的命运，更关乎人类未来的命运。
那么，面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应当怎么做？我们要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在充分把握新时代多重指向的前提下，从以下几个方面着力：
首先，必须以深邃的历史视野和广阔的世界视域，从唯物史观高度，将中国发展与世界发展紧密关联在一起，既要在正确把握世界大势中推进中国发展，又要以中国发展来影响和引领世界发展；既要凝聚海内外中华儿女勠力同心、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又要为开辟人类现代文明新道路、拓展人类现代文明新内涵、提升人类现代文明新境界，为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开启人类发展新征程作出更多更大的贡献。
其次，必须进一步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统筹协调好“做”与“说”的关系，既要会“做”，继续坚持“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进一步探索和推进中国现代化发展，为世界现代化注入动力、增添活力，同时，也要会“说”，要全面准确及时地向世界呈现中国发展所遵循的基本理念、所坚持的基本方略和基本思路、努力实现的基本愿景等，要向世界充分有效地阐明和宣介中国发展对世界发展的积极意义和深远影响、突出作用与独特贡献等，在取得世界更广泛的共识、理解、认可与认同的基础上，实现中国与世界的良性互动、共同发展。
最后，必须注意“硬”和“软”的结合，既要跟踪世界科技发展最新前沿，加强科技创新，优化经济结构，提升经济实力，又要凝聚锤炼中国现代化发展的价值取向，提升和扩展中华文化的影响力、竞争力、传播力，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发展优势、理论优势切实转化为价值观优势、文化优势和舆论优势，从而在更好完成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使命，真正实现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推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同时，为世界现代化发展承担起相应责任，作出应有贡献。
（作者：薛秀军，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梦凝聚中国共识研究”负责人、华侨大学教授）摘自：社科基金专刊（光明日报）http://www.npopss-cn.gov.cn/n1/2018/0110/c373410-29756055.html
☆ 欧阳峣:新时代视域下大国经济的规模与结构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蕴含着丰富的大国经济发展理念和大国复兴战略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站在九百六十多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土地上……拥有十三亿多中国人民聚合的磅礴之力”，就是大国的土地规模和人口规模特征。以此为基础，他还深刻阐述了大国的经济规模、需求规模等规模方面的问题，以及区域结构、城乡结构和产业结构等结构方面的问题。而规模和结构问题，正是大国经济的基本问题。为了构建大国发展经济学的逻辑体系，必须深入研究这一基本问题，从而明确理论演绎的逻辑起点。
所谓“规模”，主要指范围和场面。规模对经济增长有重要影响，它可以引致“规模经济”，主要表现为规模收益递增，即在生产规模和销售规模扩大以后，收益增加的幅度大于规模扩大的幅度。规模经济有“内部规模经济”和“外部规模经济”，前者是指企业生产规模扩大时，引起平均成本下降和收益增加的经济现象；后者是指行业规模扩大时，引起企业平均成本下降和收益增加的经济现象。实际上，如果以国家为单位，也可能出现“外部规模经济”现象，整个国家可能存在边际收益递增的现象。
规模范畴是理解大国经济优势的钥匙。所谓“大国经济”，实际上是一种具有国家规模优势的经济，规模优势是大国经济的核心优势。首先，从大国经济的初始条件看，人口众多和幅员辽阔，实际上就是拥有庞大的人口规模和国土规模，由此可以推演出庞大的消费需求、人力资源和自然资源，进而引致庞大的市场规模、产业规模和企业规模。其次，从国家的经济规模看，可能在生产、贸易、增长和创新方面形成某些优势。具体地说，超大规模国家往往具有规模庞大的产业，获得产业内规模效应；具有规模庞大的贸易，获得国际贸易中的垄断利益；超大规模国家的要素投入巨大，获得促进经济快速增长的优势；拥有巨大的技术需求市场，获得研究和开发的成本优势。显然，只有理解了国家规模的意义和作用，才能真正理解大国经济的优势。
所谓“结构”，是指构成整体的各部分的搭配，或者说是各种要素之间的相互关联和相互作用的方式；经济结构就是国民经济的组成和构造，包括产业结构、区域结构和要素结构等。每个经济系统都拥有由不同要素组成的结构，但是相对于小系统而言，巨系统的组织结构更加复杂，结构性特征更为明显。不同规模的国家也具有不同的结构。超大规模国家比小国更为复杂，也更加具有结构性特征；与小国相比，大国的产业结构、区域结构和要素结构等都更为复杂。可见，规模问题与结构问题是紧密相连的，一般地说，规模越大的国家经济结构越复杂，规模越小的国家经济结构越简单；结构问题同经济发展程度也是密切相关的，一般地说，发达程度越低的国家经济结构越复杂，发达程度越高的国家经济结构越简单。
结构范畴是理解大国经济转型的钥匙。大国经济即超大规模国家的经济，伴随着国家经济规模的增大，必然形成复杂的经济结构；特别是对于发展中大国而言，具有差异性和多元性特征的经济结构。从动态上看，发展中大国的经济发展过程，就是结构变化和转型升级的过程，结构转型不是数量的增长而是质量的提升。从城乡结构看，缩小发展中大国的城乡差距，可以促进经济和社会进步；从区域结构看，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距，可以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从产业结构看，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可以实现产业结构的高级化和合理化。显然，经济结构转型实际上就是经济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过程，理解了结构的作用和意义，才能真正理解大国经济的转型发展。
“规模”和“结构”范畴是认识大国经济的高度概括的概念，也是理解大国经济发展理论的核心概念，从而成为构建大国经济发展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
由经济规模出发可以展现大国经济发展理论的丰富内涵。大国的经济规模庞大，具体表现为市场规模和产业规模庞大，这是大国经济的特征；大国庞大的市场规模可以支撑庞大的产业发展，深化分工和专业化，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形成大国经济发展优势，这是大国经济的运行机制；依托大国优势，建立独立完备的产业体系，并且培育大产业和大企业，增强经济竞争力，这是大国经济发展战略。可见，从“规模”范畴出发，逐步演进到大国经济的规模性特征、大国经济运行机制和大国经济发展战略，形成了大国经济理论体系的第一根逻辑链条。
由经济结构出发可以展现大国经济发展理论的多样性和丰富性。大国拥有的多元经济结构，具体表现为技术结构多元、产业结构多元和城乡结构多元，这是大国经济的结构性特征；这种多元的技术结构、产业结构和城乡结构，可以同多元的要素禀赋结构相适应，促进大国经济的快速增长，这是大国经济发展的机制；遵循大国经济的特征和机制，推动技术结构、产业结构升级和城乡结构转型，从总体上逐步朝着高端化和合理化的目标迈进，这是大国经济发展战略。显然，从“结构”范畴出发，逐步演进到大国经济的多元性特征、协调发展机制和转型升级战略，形成了大国经济发展理论体系的第二根逻辑链条。
我们提出的大国经济发展理论，应该是把大国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融为一体的理论体系，所以要把这两方面结合起来，形成综合性的分析范式，以规模和结构范畴为逻辑起点，系统地分析大国经济问题和大国发展问题。中国特色发展经济学理论，既吸收了世界文明的积极成果，又概括了中国的大国发展道路及其经验，因而实现了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的超越。那么，怎样贯彻中国特色发展经济学理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一方面，应该认真研究并充分发挥大国规模优势，特别是依托中国人口众多和需求旺盛的优势，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依托技术人才规模和技术需求规模庞大的优势，实行创新驱动战略，推动技术升级和产业升级；另一方面，要深入研究发展中大国的结构问题，特别是区域结构、城乡结构和收入结构，实施协调发展和共享发展战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通过两个方面的结合，推进中国经济由高速度增长向高质量增长的转变，从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的转变，从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以更加昂扬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作者：欧阳峣，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发展中大国经济发展道路研究”首席专家、湖南师范大学教授）摘自：社科基金专刊（光明日报）http://www.npopss-cn.gov.cn/n1/2018/0110/c373410-29756093.html
☆ 新中国文化遗产管理制度的发展演变
【项目成果】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文化遗产管理制度不断优化和创新，文化遗产公共资源属性日益得到巩固和强化，文化遗产价值日益显现。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根据习近平总书记“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保护好城市历史文化遗产”“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等重要论述，我国更加重视文化遗产管理，更加注重文化遗产对人民生活质量的提升，文化遗产管理制度建设迈上了新台阶。
管理对象：从文物到文化遗产。新中国成立之初到20世纪70年代，我国把文物作为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将文物保护视为当时我国文化遗产管理的主要工作。1950年2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令》强调“我国名胜古迹，及藏于地下，流散各处的有关革命、历史、艺术的一切文物图书，皆为我民族文化遗产”。1974年8月，国务院《关于加强文物保护工作的通知》强调，“出土文物是祖国珍贵的文化遗产”。20世纪80—90年代，长城、明清皇宫等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从而使文化遗产概念在我国得到广泛关注。2000年7月，中国文化遗产保护与城市发展国际会议所形成的《北京共识》，直接体现出我国开始超越文物管理，转向对文化遗产的综合管理。2005年12月，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提出设置中国文化遗产日，部署了对我国文化遗产的综合性保护。这标志着我国文化遗产管理对象已经实现了由文物向文化遗产的转变。以此为基础，近年来我国进一步拓展文化遗产管理的分支领域，延伸文化遗产管理的时空范畴，先后加强了对传统节日、长城遗产、工业遗产、老字号遗产、大运河遗产、20世纪遗产、文化线路遗产、农业文化遗产、南海丝路文化遗产、抗战文物、一带一路文化遗产和儒学遗产等的专项管理，并由文化遗产本体管理延伸到对周边环境和文化生态的整体管理。
管理主体：从各级政府到全社会力量。自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就确立了政府在文化遗产管理中的主导地位。虽然1956年4月国务院《关于在农业生产建设中保护文物的通知》就提出要“使保护文物成为广泛的群众性工作”，但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才真正开始关注文化遗产管理中的社会力量参与问题。1981年4月国务院办公厅发文，要求“进一步明确保护长城是当地各级人民政府、解放军驻军、人民公社、生产队以及每一个公民的光荣职责，自觉的起来同破坏长城的行为作斗争”。1982年《文物保护法》第3条规定“一切机关、组织和个人都有保护文物的义务”。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我国更加重视社会力量参与文化遗产管理问题。1989年7月中宣部等联合印发《人人爱护祖国文物宣传提纲》，提出“保护文物，人人有责”，强调“唤起民众，自觉地投身于文物保护事业，对整个文物事业的发展有着决定性的意义”。这体现出我国文化遗产管理中社会力量得到重视，公众参与已经被认可和接纳。近年来，我国着力增强公众参与意识，拓宽公众参与渠道，探索社会力量参与文化遗产管理的实现路径。特别是2016年《关于进一步加强文物工作的指导意见》和2017年《国家文物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的出台，标志着我国正在着力构建全社会保护文物的新格局。
管理目的：见证历史到传承中华优秀文化。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对文化遗产管理主要是基于革命、历史、艺术价值，强调其“是我国历史与文化的最可靠实物例证”。此后，《文物保护管理暂行条例》将文物价值调整为历史、艺术、科学价值。2004年2月，文化部等《关于加强我国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工作的意见》将“传承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确立为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的首要目的。近年来，这种思想得到广泛重视，并不断强化。2016年3月《关于进一步加强文物工作的指导意见》，强调文物是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根脉，加强文物保护对于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2017年1月出台的《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将保护传承文化遗产列入重点任务。2017年2月《国家文物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提出，要使“文物工作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提高国民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中的重要作用进一步发挥”。这标志着我国文化遗产管理工作正式确立了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目的，相应地，文化遗产管理正式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途径。
管理方式：从保护到保护利用。1961年3月《文物保护管理暂行条例》规定，“一切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文物，都由国家保护”，确立了保护在我国文化遗产管理工作的核心地位，从此保护成为我国文物管理工作的首要任务。1982年11月出台的《文物保护法》，首次以国家法律形式规定了我国文化遗产管理工作，标志着我国文物保护工作走上依法管理的轨道，也奠定了保护工作在我国文化遗产管理中的核心地位。2000年10月《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强调“文物古迹应当得到合理利用”，且“利用必须坚持以社会效益为准则，不应当为了当前利用的需要而损害文物古迹的价值”，表明我国文化遗产管理中统筹协调保护与利用的思想得到确立。20世纪末21世纪初，因过度追求经济利益而导致的过度利用甚至破坏文化遗产情况时有出现，保护与利用矛盾凸显，国家多次出台文件调控和改变“重利用轻保护”现象。2005年12月《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出台，标志着“保护为主与合理利用”成为我国文化遗产管理制度的主旨。2017年2月《国家文物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提出要“多措并举让文物活起来”，强调“坚持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着力大力拓展文物合理适度利用的有效途径”，“努力走出一条符合国情的文物保护利用之路”。值得注意的是，规划将文物利用拓展到新型城镇化、新农村建设、扶贫攻坚、美丽中国建设、人文城市建设等领域，突破了对发展旅游的单一依赖，实现了文化遗产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的更广泛融合；提出的“促进文化创意产品开发”，突破了仅依赖文化遗产本体的利用途径，建立了依托文化遗产价值的新型利用方式。这标志着我国文化遗产管理“保护利用”思想的确立，表明我国正着力推动保护与利用在目的、手段以及过程等维度的全方位融合，破解保护与利用冲突的文化悖论，协同推进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一体化实现。
（作者：王京传，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功能定位及其实现机制研究”负责人、曲阜师范大学副教授）摘自：社科基金专刊（光明日报）http://www.npopss-cn.gov.cn/n1/2018/0124/c373410-29782989.html
☆ 大运河文化的内涵与价值
大运河开挖、畅通与衰落，在一定程度上凸显了中国社会特殊的运行与发展轨迹。因此大运河既是一条河，更代表了一种制度、一个知识体系和一种生活方式。运河及其流经的线性区域所孕育的文化既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也是形塑中国文化的基因之一。运河的“运”字本意为运输，但在社会体系之中，借助水的流转，“运河”成为漕粮运输、文化传播、市场构建和社会平衡的载体；在文化体系中，运河之运又与传统社会的国祚、文脉紧密相连。在这个意义上，进行大运河内涵、价值的追问，探索大运河文化带建设路径，或应首先从其脉络源头与历史进程的文化意义谈起。
“大运河”名称的历史变化
在历史脉络中，“运河”名称的由来与变化，是不同历史节点所勾连的历史进程的反映。从典籍记载来看，早期运河多称沟或渠，如邗沟、灵渠等，天然河道则称水，如黄河就被称为“河水”。尽管运河历史悠久，滥觞于灵渠、邗沟，甚或更早，但运河名称的产生以及“专称”的确定却是中古以后的事情。汉代“漕渠”名称出现，特指汉武帝时在关中开凿的西起长安、东通黄河的水利工程。《说文》解释曰：“漕，水转谷也。”即通过水路转运粮食。至隋唐时期，具有漕运功能的人工河多被称为漕渠，又因该时期“河”字已不再是黄河的专称，所以“漕河”一词也出现了，用来指称漕运河流。如唐杜佑《通典》记：“天宝二年，左常侍兼陕州刺史韦坚开漕河，自苑西引渭水，因古渠至华阴入渭，引永丰仓及三门仓米以给京师，名曰‘广运潭’。”宋代“漕河”名称广泛使用，但同时“运河”一词开始出现，《四库全书》所列宋代文献中有94种使用了“运河”的名称。“大运河”的概念也首次在南宋江南运河段出现，据南宋《淳祐临安志》载：“下塘河，南自天宗水门接盐桥运河，余杭水门，二水合于北郭税务司前，……一由东北上塘过东仓新桥入大运河，至长安闸入秀州，曰运河，一由西北过德胜桥上北城堰过江涨桥、喻家桥、北新桥以北入安吉州界，曰下塘河。”这里所说的大运河指的是江南运河。可见，这一时期，运河已然成为一个特有名词，指称某段人工河，但前须加地名指代。值得注意的是，从文献所记录的名称分布来看，“运河”一词多出现在江淮和江南区域，包括龟山运河、扬楚运河、浙西运河等。
元明清时期“运河”开始指称南北贯通的京杭大运河，元代已有“运河二千余里，漕公私物货，为利甚大”的说法，但使用并不广泛，相反“运粮河”一词在北方区域多用来指称漕运河流。明代正史文献虽亦称运河，但《明史》仍称运河为“漕河”：“明成祖肇建北京，转漕东南，水陆兼輓，仍元人之旧，参用海运。逮会通河开，海陆并罢。南极江口，北尽大通桥，运道三千余里。……总名曰漕河。”明代其他专书、地方志等也多用漕河之名，如《漕河图志》《万历兖州府志·漕河》等。事实上，《明史·河渠志》《清史稿·河渠志》中，都列“运河”专篇，指北至北京、南至杭州的运河，但两者又有不同，前者列运河篇，但称“漕河”，且将运河每一段河道都加上漕字，使之有“白漕、卫漕、闸漕、河漕、湖漕、江漕、浙漕之别”；后者则直接称运河：“运河自京师历直沽、山东，下达扬子江口，南北二千余里，又自京口抵杭州，首尾八百余里，通谓之运河。”雍正四年官方正式设置北运河的管理机构后，多使用通惠河、北运河、南运河和江南运河等说法。近世以来，民间则往往将其称为“京杭运河”或“大运河”，2014年运河“申遗”过程中，又将隋唐、浙东两段运河与京杭运河合称为中国“大运河”。
清代水利学家傅泽洪在《行水金鉴》中说：“运道有迹可循，而通变则本乎时势。”运河名称的变化反映了运道及其背后时势发展变化的趋势，从渠、沟到漕渠、漕河，再到运河、运粮河、大运河，大运河名称经历了由区域到跨区域、由专称到统称再到专称、由“漕”到“运”或“漕”“运”兼称的不同阶段。首先，漕运是运河的基本功能，以“漕”为核心的漕河或漕渠的名称无疑都突出了这种功能，同时，“运河”一词也并未脱离漕运的主旨，而是以“运”字突出了“漕”的状态。其次，漕河、运河等名称都经历了从地方专称到南北通途或地方河流专称的变化过程，这个过程不仅是中国社会发展的过程，而且也是运河附属功能逐渐增加和社会交流日渐频繁的过程。“运河”一词在宋代出现似非偶然，比之隋唐时期，运河在保留漕运功能的同时，贸易交流的职能进一步加强，正如陆游所言，运河“假手隋氏而为吾宋之利”，这种“利”一方面是漕粮运输的便利，更主要的是商业运输以及对外贸易之利，尤其是南宋时期，浙东运河、浙西运河是其经济命脉，浙东运河还主要承担了对外贸易的功能。最后，运河名称的变化不仅体现了历时性变化的过程，而且区域差异亦可见一斑。宋代以运河命名的河流多集中于江南地区，辽金元时期，运粮河的名称则多出现在北方，这或许正是不同的文化及其实践在语言上的反映。
咸丰五年（1855年），黄河在河南铜瓦厢决口北徙后改由山东入海，致使山东境内河道废弃，南北航运中断。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河运漕粮停止，运河的漕运功能结束。不过，在经济崛起和文化保护与传承的背景之下，大运河作为中华文明象征载体的整体性与延续性价值凸显，在历史上有着重要意义的三段运河及其影响下的区域被视为一个具有实际和文化象征功能的整体性的运河带。所谓“运河带”，是指因大运河流经而形成的空间上的带状区域；而“大运河文化带”，则是指置于运河带状区域之上、在历史进程中积累的，由民众创造、遵循、延续的制度、技术和社会文化的总和。与其他区域文化相比，它因存在严重的区域差异，而缺乏实际意义上的归属感和认同感，但由于运河具有强烈的历史、地域的整合、沟通功能，因此，“文化带”又是一个符号意义上的线性共同体。
大运河文化的内涵
观乎人文，化成天下。文化是凝结在物质之中又游离于物质之外的能够被传承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传统习俗、文学艺术、价值观念乃至信仰等。运河文化的内涵也是如此，但同时又有区别于其他文化的特殊内涵，人工开挖是其区别于其他河道的水利属性；国家制度是其作为文化的一种战略高度；连接南北是其社会属性。从这三种属性中，可以看出运河文化的内涵包括了技术文化、制度文化、社会文化三大类。
首先是技术层面的运河文化，即运河的文物特性。相对于长江、黄河等河流，运河人工开挖的特点决定了其首先反映了人与自然的关系，辩证地看，这关系中既蕴含着人定胜天的积极态度，也有相地而流、本乎时势的理性，是人类适应自然和改造自然这一永恒矛盾的权衡。当这两种思想共同反映在运河河道开挖、疏通、改变及维护的层面上，就形成一种技术层面的文化，可以分为水运工程、引水工程、蓄水系统、整治系统、防灾系统等。其中节制工程、穿越工程、跨江河工程、闸坝工程等专门性工程是工程技术的核心。这些完备且颇具技术含量的工程浓缩了历代官员、水利专家以及大量百姓的心血与智慧，使得中国古代的运河技术一直走在世界前列。
其次，漕运制度，即漕运及运河治理所反映的制度文化。康有为曾说：“漕运之制，为中国大制。”（《康有为政论集》）这一“大制”，跨越多个朝代，形成了稳定的运河制度文化。运河所蕴含的制度文化包含两个层面，一是行政管理文化。运河河道和漕运管理都属于国家行政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机构组织、法律规制、人事安排等一系列河漕制度，是各朝各代执政者政治管理经验的总结与提炼，其完备性、周密性和成熟性以及整合的意义，亦反映了传统制度文化建设与发展的特质。二是战略文化。从历史长时段来看，运河线路的延长以及从人字形到南北贯通的一字型的改变，不仅从空间上拉近了中国南北的距离，更从国家战略格局上促进了传统经济格局和政治地缘格局的改变，解决了集权政治的稳定性、区域地方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等问题，保证了国家统一和安全。
最后，社会文化，大运河区域的社会文化是由运河及其所流经区域民众所创造、遵循、延续的文化，它是在运河开凿和通航过程中，长期积淀形成的全部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总和，是一个以时空辐射为演变特征的跨区域、综合性的文化系统。与其他文化相比，运河社会文化有着显著的“运河”特征和开放、沟通、区域的特性。事实上，运河社会文化是一个宽泛的范畴，因划分标准不同，而形成了多种文化类型，因此其内涵似难以界定。但总体来看，关于运河社会文化的认识和理解，一方面应强调“运河性”文化的拼盘或多学科组合，如它涉及商贸文化、建筑文化、曲艺文化、饮食文化、信仰文化和民俗风情等多种门类；另一方面，还应看到运河历史文化是一个整体，从“人”的视角出发，运河文化并非所有的事实和现象，而是人们的行为，以及影响人的行为要素的整体联系的因素。所以，运河社会文化是运河区域民众所创造的文化本身与文化形成过程的结合。
大运河文化的价值与功能
大运河在古代王朝的时间序列和区域、跨区域的空间里实现了功能的价值性延续，对其进行意义追寻，既是文化遗产层面、知识系统层面、民族精神等层面的传承与发展的需求，也是文化传播及战略布局的需求。运河的价值与功能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作为文化载体的运河。大运河具有物化和符号化的不同意义，承载了“水利—物质”“国家—社会”“精神—行为”三个层面的内容。运河载体，既指实际的运河河道及其附属工程、建筑，也是指人们观念中的大运河，即作为“事物”的大运河在人们观念中所构建起来并清晰存在的形象。大运河载体功能的发挥是指其对文化的聚合、传播、催生的作用。运河的流动性和开放性，使得人口流动速度加快，精英文化的价值观念较快地渗入大众生活中，区域间文化的融合性极强，各种文化相互吸收、融合、涵化，发生内容和形式上的变化，并通过相互接触、交流进而相互分拆、合并，在共性认识的基础上建立具有连续性和一致性的新文化。运河载体功能的发挥，就是不同文化相互吸收、交融、调和而趋于一体化的过程。在这个意义上，作为载体的“运河带”不是一个单纯的地域概念，而是一个与运河相关的包含经济、政治、思想、意识等层面交互作用的统合体。
2.作为文化联结纽带的运河。大运河带是标签性的“线性共同体”，同时又具有明显的区域、跨区域特性，该区域包括了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江苏、浙江、河南、安徽等行政区域，也跨越了江南、江北自然区域，以及燕赵、齐鲁、中原、江南等不同文化圈。它连接南北，并进而通过其他东西之河道及交通枢纽相互联结，形成了经济、文化传播的网络。在这个意义上，运河与其他自然河流一起，共同构建了中国地域的线性框架性格局。同时，大运河分别在宁波和洛阳与丝绸之路交汇，是海上丝绸之路和丝绸之路的连接线，将草原、沙漠、丝绸之路联系成一个环状，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文化交流和商品贸易通道。所以，运河文化本身的历时演变与附着其上的文化脉络编织了一个巨大的文化网络，沟通古今且连接世界。
3.作为生活方式的运河。“运河”是一种文化符号，更是一种生活方式。大运河开挖、通航所形成的生存环境和生活条件，已经成为一个巨大的生活磁场，不仅漕运群体、商人组织、河工人群等因运河形成了独特的生活方式，而且也造就了运河流经区域社会人群特殊的生存、生活方式，并由此形成了人们不一样的风俗观念。生活方式不会随运河断流而快速消逝，也不会在时代变迁中永远固守，真实而生动地存续于生活场景和基本生活情态中的运河，是最有价值和活力的，它们在日常生活的劳作、交往、消费、娱乐、礼仪等层面得到传承。因此，大运河文化的传承与保护，旨在唤醒、传承集体记忆，让作为遗产的“物”化运河与作为主体的“人”的边界逐步消失，在断流河道，通过物化的运河遗产构建持续的文化传承；在依旧畅通的河段，让运河所浸润的、人们已经过惯了的生活安静延续。
（作者：吴欣，系聊城大学运河学研究院教授，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民间文献与京杭运河区域社会研究”［16AZS014］阶段性成果）摘自：社科基金专刊（光明日报）http://www.npopss-cn.gov.cn/n1/2018/0205/c373410-2980638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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